1-9 自找的內憂（三）｜｜效忠認同危機模式 (洪明燦作)
忠君？忠國？忠後？戰或不戰？義和團剿或不剿？東南各省該勤王或互保？議論未定之際，聯軍已經兵臨城下，而所有國之重臣，無論其為「帝黨」、「後黨」、「忠君」、「忠國」，在過程中幾乎清洗殆盡。
效忠認同危機模式，我又稱之為「君國認同危機模式」。我認為這是「誣反事件模式」之外，另一股促使「王朝自毀」的最大力量。
誣反事件模式正如上文所指，它可以細分成四種類型，鬥爭對象從最高統治者到官僚階層與小民，無不包括在內。將嚴重影響貴族、官僚的價值觀，使貴族、官僚不再以盡己之所能來服務王朝；因為功高、權大都足以震主，而成為帝王猜忌、同僚忌妒的對象，陷自身於危境。除非他本身就是個野心家。第一、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將導致「官不聊生」。
至於小民本來就是王朝的底層基礎，當統治階級將小民當成提款機看待而予取予求時，這個基礎就不免於開始瓦解；民不聊生是早晚出現的問題。部分人被逼得走投無路，落草為寇、落草等招安，就擴大了社會的動盪。甚至形成流寇，直接挑戰王朝。
是以，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被長久運作之後，都將動搖王朝價值基礎與現實基礎，而成為王朝自毀機制的一環。
本文所要指出的另一種王朝自毀機制的形式，那就是「效忠認同危機模式」。所謂「效忠認同危機模式」，是說君與國之間，存在一定的距離的客觀事實；「效忠於君」並不等於「效忠於國」；相反的，「忠於國」也不等於「忠於君」。當君、國利益出現矛盾時，該優先效忠君，或效忠國？
這看起來似乎是個不存在的問題，其實矛盾極大；因為君是指統治者本人，而國則是其私囊中的產業；而國卻又與無數生民百姓相重疊，「忠君」、「忠國」之間，看似不存在任何矛盾，其實存在無可跨越的鴻溝。
於是「忠君」、「忠國」，有時不免出現矛盾，這更使部分臣下取捨兩難；就好比為人子者該先家後國，或先國後家一樣為難。古人在忠、孝之間，說「忠孝難兩全」，只好「移孝作忠」；因為忠是大孝。所謂「以孝事君則忠」（《孝經˙士》）、「君子之事親孝．故忠可移於君」（《孝經˙廣揚名》）、「夫孝．始於事親．中於事君．終於立身」（《孝經˙開宗明義》）；忠孝成為同一概念之下的兩個面相，但忠的層次顯然高於孝。忠的層次既然高於孝，當忠孝難兩全時，矛盾也能獲得紓解；總之，移孝作忠。
但，當國家利益不等於帝王利益時，應該先國家後君王，或先君王後國家（我們簡稱之為「先國後君」、「先君後國」）？古聖先賢並未留下教導；除了孟子的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與荀子的「從道不從君」（《荀子˙臣道》）外。
問題是孟、荀這樣的教誨，與後世歷史事實卻出現嚴重的矛盾。因為「民、社稷」或「道」無法行使權力，權力的行使者是帝王；誰膽敢置帝王（圖騰）利益於其次，那誰就將受到懲處（禁忌）。過去有所謂「君臣大義」，但無所謂「國家大義」；顯然「君」重於「國」。於是在邏輯上出現一個難解的矛盾，小民在忠孝難兩全時，應該移孝作忠；而官僚在君、國利益出現矛盾時，應該「先君後國」或「先國後君」？
若以國為先，置君於後，那掌有大權的君將如何看待「先國後君」者？又，倘若「先君後國」，但國之不存，君將焉附？民之不能聊生，則國家安在？在邏輯上顯然國應優先於君，畢竟國先於君而存在；這是個非常簡單的邏輯矛盾，應該不難解決，卻困擾中國兩千年，始終無法化解！
相信這樣說明，讀者們還不能掌握當中的矛盾。我們舉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二十》記載顏異的故事為例：顔異以廉潔正直逐步升到九卿高位。漢武帝和張湯商議要製造「白鹿皮幣」搜括貴族們的財富時，曾徵詢顔異的意見。顔異回說：現在藩王和列侯朝賀時獻給皇帝的禮物是崐；崐是黑色璧玉，價值才數千錢，而用作襯墊的白鹿皮反而價值四十萬，本末不相稱。顔異雖未直接反對，但話語中顯然不支持武帝的搜括行動。
原來，漢武帝接受張湯的建議，規定諸侯進貢禮物，必須襯以白鹿皮。而白鹿皮必須向王朝購買，每張四十萬錢。意思是，漢武帝在接受諸侯既有的「崐」的進貢之外，等於強制每位諸侯每次進貢得多支付四十萬錢；這是漢武帝與酷吏張湯所發明的搜括之術。
顏異間接揭破漢武帝的用心，漢武帝聽了很不高興。張湯又與顔異不和，這時有人告發顔異在某件事情觸犯法令，漢武帝遂命張湯給顔異定罪。告發者說，顔異的一位客人與他講話時，議論詔令有不當之處，顔異聽到後沒有應聲，卻微微抿了一下嘴唇。張湯因此奏稱：顔異身爲九卿，見皇帝詔令有不妥處，不提醒皇上，卻在心裡暗加誹謗，應處死刑。於是，「自是之後，有腹誹之法比，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二十》）。
漢武帝意欲搜括，而顏異卻捅破武帝聚斂的實情，於是利用酷吏張湯論死顏異；一位以「以廉直稍遷至九卿」（《史記˙卷第三十》）的高官，以「腹誹之法」處死了。這個誅殺大臣的案件之所以能成立，當然非武帝核示不可。我們可以確定地說，顏異屬「先國後君」，而張湯則「先君後國」；蓋顏異就法論法，原是官僚風骨的表現，卻因為維持法律尊嚴（法律尊嚴屬國家層級）置漢武帝個人利益於其次喪命。反過來說，張湯逢君之所欲，以致權勢張揚。君、國之間的距離確實存在，並且威力還大得連廉潔正直的九卿，如顏異者都無法抵擋。
君國利益未必然一定出現矛盾。但，在君、國利益出現矛盾時，「先君後國」者將有機會對「先國後君」者進行離間，導致忠奸難分；因「先國後君」者將不免於被當成皇帝利益之危害者而受懲處。比如顏異（漢）、岳飛（宋）、于謙（明）等等。而「先君後國者」，比如張湯、秦檜、徐有貞等等，卻由於大力維護皇帝個人人身利益，置國家利益於其次甚至於不顧，而獲得皇帝的寵信。
但人們真可將張湯、秦檜、徐有貞列為奸臣？他們還是忠於君的，並且適切地達成君王的諭旨；難道不是嗎？至於張湯、秦檜、徐有貞等等嚴重地危害國家利益，通常在當時都給忽略了。我們看這些「先君後國」者都烜赫於一時，就可以理解他們在當時，都是被帝王當成忠貞臣子看待了。
顏異忠於法，張湯忠於漢武帝；岳飛忠於大宋國，秦檜忠於宋高宗；于謙忠於大明，而徐有貞忠於明英宗。忠於國的都給冤殺了，而忠於君的都飛黃騰達。這樣的忠貞標準、獎懲事實，將給當時臣民與後世什麼樣的啟示？當然不用猜測，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」！
國與君的矛盾未必永遠存在，但卻極可能出現；但，當君國矛盾出現時，往往便是忠奸難辨之時。忠奸難辨將混淆所有人的價值觀；這種價值觀的混淆，正是「效忠認同」出現矛盾，爲王朝所帶來的危機。
前文所論的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由於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飛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」，功臣、能臣被清洗殆盡；這樣的史實導致臣子唯恐功高、權高震主，以致不願再奉獻自己的才能、忠貞。於是，王朝在自毀之餘又開始自弱。這是「誣反事件模式」所帶來的雙重王朝危機。
而「效忠認同危機」則出現臣子為顧全國家利益，以致只要稍稍逆了皇帝的意或利益，都要給整肅。並且還全是「腹誹」、「莫須有」、「不殺于謙，此舉為無名」（《明史˙卷第一七○》）這種可以無限上綱的「非罪」罪名，就把「效忠認同危機模式」的嚴重性給突顯出來。殺忠臣、能臣，固然已是王朝自毀之舉；而誘導價值觀趨向奉承帝王，甚至置國家利益於其次，使得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」形成風氣，逐漸沈澱成文化中、價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更將使得國家政策失去方向。所以，「效忠認同危機」也是王朝自毀之一環。
當，公孫弘以《春秋》之義約束群臣，得到漢武帝的欣賞而當上宰相；當張湯以嚴苛的刀筆文字判決案件升上廷尉的高位。於是官僚們從此知道，要怎麼做如何才能獲得皇帝寵信（註一）；於是官僚不再死守法令，甚至以牽連附會之語窮治大獄。於是，翌年出現淮南王、衡山王、江都王謀反案；這時，所有參予辦理此案的官僚，千方百計找理由攀附，以迎合帝王之意；因這案件連坐而死的有數萬人之多（《漢書˙卷第六》）。從這些事，可以知道「先君後國」的威力驚人了！
其實，「效忠認同危機模式」所帶來的王朝自毀，主要就在損害王朝的價值基礎。爲迎合帝王的意念，可以扭曲法律、可以誣反、可以以春秋斷獄；這豈非就是直接引導官僚群的價值觀迎合帝王、傷害國家？從歷史上看，每逢出現「效忠認同危機模式」時，都是非常嚴重的價值錯亂；足以亡國！
事實，效忠於君、效忠於國，孰先孰後的問題，終歷史中國各朝各代都存在，並且影響非常嚴重。清末也出現同樣的劇碼，而情況更複雜許多；「君國認同危機」一變而成為「后帝認同危機」；其狀況甚至比「君國認同危機」更為複雜。
戊戌維新之前「后黨」、「帝黨」早已對立分明，群臣效忠對象各自不同；但初期光緒雖形同傀儡，「后、帝」認同還不致公開分裂。意思是說當時「帝黨」、「后黨」雖然已經出現分裂，但矛盾猶未激化。等甲午戰敗、戊戌維新失敗後，「后黨」企圖廢光緒、立新帝，慈禧命心腹近臣榮祿向兩江總督劉坤一探口風；劉坤一採張謇「君臣之分久定，中外之口宜防。坤一所以報國在此，所以報公（榮祿）亦在此」（《清史稿˙卷第四一三》）之說，表態不能接受廢舊君立新君，這就讓「后黨」、「帝黨」分裂得更清楚。
隨後不久義和團大起，八國聯軍已經準備登陸大沽口，東南各省大吏又出現「忠國」一派。他們「認為」，當時兩宮（慈禧、光緒）已遭挾持，所以命各省大吏率軍入援京師的詔書是「偽詔」；非兩宮旨意，所以他們不派兵入援。其實這是東南各省總督、巡撫睜眼說瞎話。光緒固然受慈禧挾持，但慈禧何曾遭任何人挾持？那率軍入援京師的詔書，本來就是慈禧所下達；絕非偽詔。倘若帝、后真的都受挾持，那，各省不就更應該入援清君側，而非按兵不動？
帝黨、后黨之爭早就存在，劉坤一表態不支持廢舊帝、立新帝，等於表態他就是支持光緒的帝黨份子之一。而朝廷大權在慈禧手中，這早就相沿成習，他也不能不遵；雖然這時各省疆臣勢力已固，朝廷輕易不能更動。事實等於說，只要慈禧別逼各疆臣表態，使他們逆了君臣大義，則各疆臣大吏也不為難慈禧在朝廷上呼風喚雨。至於光緒的帝權，疆臣們是顧不著了，但也別想廢去光緒。是以，當時由於清廷內外維持著一種奇怪的恐怖平衡。「忠君」、「忠后」，成為那時全體官僚鬥爭的焦點。
等義和團事件擴大之後，清廷對各國宣戰，而聯軍又準備在大沽口登陸，情況就變得更複雜。因為東南各省若派軍入援京師，則勢必引來列強直接攻擊各省，戰火將擴大到東南；一旦全國各地遭列強全面攻擊，則中國將無法立國。局勢非常嚴峻。所以，東南各省除了在「忠君」、「忠后」之間為難之外，又出現到底是否該派軍北上救援的兩難。君父之急當然該救，但保存東南以維繫國家生存也非兒戲。
這時，「忠君」、「忠后」的效忠認同，又出現「忠國」這新的選項。所以，這時東南各省不派援軍的態度，顯然屬「先國後后（慈禧）」。但大權在慈悉之手，「先國後后」則置慈禧於何地？這是要得罪慈禧的。於是只好說那是「偽詔」，把責任推到慈禧身邊那群人身上；搞的是文字遊戲，說白些是自欺欺人。
這種狀況將本來應該完全單純的效忠問題，弄得非常複雜。既是該忠君，忠君是臣子第一要義，豈能不忠？但也要忠后，槪慈禧太后已經掌權四十年之久，撂開皇帝、獨尊太后早成慣性。更要忠國，在列強虎視眈眈下，國將不國，還能不忠國？但，矛盾出現了：君、后、國三者之間孰該優先，孰又該後？根本就將效忠弄得複雜萬端，而群臣就給這複雜萬端的效忠認同問題，撕裂成幾個大派系，彼此嚴重攻伐。
更嚴重的是，聯軍進攻大沽口、天津；並且很快就會進攻北京。照理說，當外敵入侵之際，各省督撫唯一的選擇應該立刻率軍與聯軍對抗，絕無讓京師淪陷而袖手旁觀的可能。但，當時東南各省不僅袖手，甚至還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。這在傳統「君臣大義」的教條下，真是絕大的諷刺，但在當時卻又是完全正確的決定；歷史中國效忠問題的矛盾，在此顯露無遺。
當時的說法也是大名士張謇所提出，他說「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，爲其名不足以存也；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，爲其實不足以存也」（《張謇自定年譜》）。意思等於說，東南互保就是要替大清國「保實」；西北亂局已定，東南再也不能亂，否則國家不可收拾。至於西北的亂事，他們無能為力。
但這又造成新的矛盾：當皇帝、太后倉皇逃往西安時，東南各省督撫也只能作壁上觀。倘若不幸，兩宮為聯軍所擄或甚至殺了，那真不知這些督撫將何以自處？當然歷史並未如此，可以置而不論。但，這整個過程就突顯出「君」、「后」、「國」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。雖然大多時候「君」、「后」、「國」立場不相背離，但總有背離之可能；事實這種背離還時常出現。在此背離之時，則臣子動輒得咎。並且非常容易演化成第一、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。
光緒與慈禧的權力鬥爭，當然屬第一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；這件事就形式上而言，勝負未分。因為光緒始終都在帝位上，直到死亡。但就事實而言，光緒早就成傀儡，大權在慈禧手上；所以，光緒敗而慈禧勝。「上（光緒）事太后謹，朝廷大政，必請命乃行。顧以國事日非，思變法救亡，太后意不謂然，積相左（累積成彼此的大矛盾）」（《清史稿˙卷第二一四》）；可以說明光緒「變法救亡」目的在為國，而慈禧「意不謂然」，看重的是權力在手。
而當時「后黨」對「帝黨」的清洗，當然屬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。而事實，「帝黨」早在維新失敗時就被清洗殆盡（「六君子」及其他官員），庚子事變之際又再度被清洗一次（「五忠臣」與張蔭桓）。帝黨只能以潰敗形容之。這是「先君」、「先后」矛盾下，所導致的統治階層內部的分裂。
這同時，「后黨」卻又分裂成以載漪、剛毅為首的「開戰派」，與以榮祿為首的「非戰派」。「開戰派」掌握實權，於是乃有一國對各國同時宣戰之舉，導致了差點亡國的局面。在這過程中，「帝黨」、「后黨」、「忠國派」、「開戰派」、「非戰派」莫不以忠於大清自矢，但效忠對象卻分歧得難以一言說清。
帝黨（戊戌、庚子時分別各一批帝黨官僚被后黨清洗）
忠 開戰派（端郡王（載漪）、剛毅、徐桐˙˙˙；庚子後被清洗）
后黨 非戰派（榮祿、慶親王˙˙˙；庚子後當權朝廷）
忠國（東南互保各省，傾向帝黨，但又不敢不尊慈禧；庚子後仍擔任疆臣）
圖示：清末清廷統治階級分裂狀況圖
忠君？忠國？忠后？這樣效忠對象的分歧，其實就反映在政策上的分歧。對於義和團，剿或不剿？對列強，戰或不戰？東南各省該勤王或互保？國家分裂如此，政策當然始終舉棋不定。而議論未定之際，十萬新建陸軍已經潰敗無遺，數十萬義和團與八旗、綠營同樣一哄而散。而各國臨時抽調成軍的三萬多聯軍，已經兵臨城下；慈禧、光緒被迫倉皇岀逃。過程中，所有國之重臣，無論其為「帝黨」、「后黨」、「忠君」、「忠后」、「忠國」、「開戰派」、「非戰派」，幾乎被清洗殆盡。「官不聊生」的情況已經惡化到極點，清廷喪失了自官僚汲取力量的能力；註定非亡不可。
《孟子˙梁惠王》：「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王無親臣矣，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」清末重臣經反覆清洗之後，已經「王無親臣矣」；效忠對象之混淆，重臣清洗之徹底，莫此為甚。等於是在效忠認同危機下清洗自己的統治班底；班底一旦瓦解，統治當然潰決。
這就是我說的效忠認同危機；最初的矛盾只在於忠君、忠國之間的混淆，但很快地就會出現第三者，那就是外戚、宦官或權臣、太后等等。於是，「君國認同危機」轉化成忠君、忠國與忠於外戚、宦官或權臣之間的矛盾。事實，這種效忠只是對權力、利益的效忠，與君、國、宦官、外戚、太后反而較無關係。
所以，歷史中國忠的概念非常混淆，這也是為何翻案文章永遠作不完的原因！我們在以後各卷中，將看到永無止境的誣殺、平反，忽起忽落；讓人搞不清什麼才是「忠」，什麼才是「奸」，歷史中國「漢奸」之多，實在是個可怕的數字。但，問題在「忠」、「奸」難以分辨；因為「君先」、「國先」或「外戚、宦官、權臣、太后先」，歷史中國始終無法釐清！
我們再舉個當前的例子，當前中國事實也搞不定該「國先」或「黨先」；甚至是否該「黨核心先」。以黨領政的意義，事實就是說黨先於國。這種黨先於國，或說黨核心先於國、黨的史實，我們在中共建國之後的歷史上同樣看到不少。文革十年浩劫不就是黨核心（毛澤東）優先於一切的的後果？
直接了當地說，歷史中國因為存在「效忠認同危機」的緣故，以致分不清什麼是「忠」、什麼是「奸」，所以「忠」、「奸」長期混淆。「忠」、「奸」混淆，當然是價值觀的混淆。一個國家卻出現價值混淆，那麼國家自然就四分五裂了。
這種因「先國後君」或「先君後國」所導致的危機，我稱之為「效忠認同危機」，有時也稱之為「君國認同危機」。主要是，時常出現國家優先、皇帝優先的矛盾。但事實則大多數情況要比君國效忠認同更為複雜；比如在君、國之外，又有外戚、宦官、權臣、太后等等介入其中。
「效忠認同危機」（也是事件模式）合併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就成為「王朝自毀機制」的主要架構。這裡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「公式」：
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＋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＝「王朝自毀機制」
效忠認同危機讓官僚階層無所是從，動輒得咎，不知該「先君後國」或「先國後君」，甚至或者應該忠於外戚、宦官、權臣？並且，導致「先國後君」與「先君後國」兩派人馬相互清洗，或「先宦官、外戚、權臣而後君、後國」，並且這種現象證之於歷史，我們可以發現是密集出現的。
兩漢外戚、宦官當權，唐朝則宦官、節度使橫行，兩晉、兩宋時權臣當道。我們不難發現，當時官僚階層所效忠的是外戚、宦官、權臣；至於效忠皇帝、效忠國家，那恐怕已經不在他們考慮之內了。於是統治階層元氣大喪；因為效忠於外戚、宦官、權臣者，勢必清洗那些仍然效忠於君、國者。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無從避免，「官不聊生」矣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基本上「民不聊生」早已出現；通常是橫征暴斂、貪瀆橫行。當官不聊生密集出現時，第三、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也大底陸續發生。
前文我們說辛亥革命廕昌在武漢胡作非為，張勳在江寧亂殺，四川王棪、田徵葵誣民謀逆，甚至新津、雙流、浦江等縣，都有屠城殺害數萬人等事。其實，當甲午戰爭初期，軍隊調動到前線，同樣出現官軍過莊劫莊、過村搶村的事件。朝廷橫征、官僚貪瀆，於是軍紀惡劣也當然在預料之中。四種類型「誣反事件模式」頻生，加上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逐漸加溫，各種紊亂便交錯出現，使得整體社會秩序大亂。國家不崩潰，那是不可能了。
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加上「誣反事件模式」頻生，於是官不聊生與民不聊生密集出現；就成為歷史中國王朝存亡觀察的指標。
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與「誣反事件模式」有著一些關聯在，那就是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，最後總是要借「誣反」（「人告公反」）來收拾。但，這種「誣反」實在瞞不了任何人，因為「先國後君」者都可以得到廣大的民意支援，所以誣方都說不出口。也因此，所以顏異以「腹誹」死，岳飛以「莫須有」亡。于謙也不能不死；于謙不死，英宗復辟師出無名，所以他實際上是死於「不殺于謙，此舉爲無名」。（註二）
「此舉」指的就是「奪門之變」，即作弄出「土木堡之變」的明英宗（當時是太上皇），趁景宗病重時復辟，奪了明景宗的帝位。儘管明英宗當時是太上皇，但太上皇奪帝位也屬造反；他們要造反有理，只有自行編織理由一途。於是就說于謙要「更立東宮」；也就是說于謙要從諸王後代中，找人來當太子，準備接下景宗的帝位；而不立前皇帝英宗的兒子當太子。英宗的兒子原來是太子，為景帝所廢。景帝改立自己兒子當太子，他兒子卻又不幸病死。
既然捏造出「更立東宮」的藉口，於是，英宗這老子只好跳出來奪回帝位，以免英宗之子接不了大位，帝系轉入旁支手中。徐有貞編了這個大謊言，要致于謙於死地。但于謙有大功在國，安定了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幾乎亡國的局面，英宗不忍以誣殺他，還說「于謙實有功」；徐有貞卻說不能不殺，因為不殺于謙，造反有理就無法成立。於是于謙非死不可。而「誣」的力量就大大張揚！
清末「帝黨」也不能不死，因為他們反太后，至於他們忠於光緒，這樣的順從於「君臣大義」則不能談。「帝黨」之死，也是死於「誣」。
其實，漢之張湯、宋之秦檜、明之徐有貞、清末后黨，包括文革時毛澤東以下的人物等，當時他們全以忠貞為名，卻極可能包藏著個人私利，以圖謀權位為實。他們不過只是將個人的前程淩駕於國家整體利益之上，卻以忠貞自矢；文革不就是個奪權大鬥爭？至於以上事件是否全數如此，當然，我們大可不必做此誅心之論。不過，君、國之間的混淆，在中國歷史上有其不得不然的邏輯上的危機；先君？先國？
我認為，這是「屈民而伸君」的極私統治哲學確立之後，必然產生的、不可分割的機制之一部份。君都已經先於民了，還能不先於國？當「皇帝＝帝王＋天子＋聖人」都已經入憲時，君臣之間的對立、階級之間的對立，基本上成為不可調和。只有極少數皇帝因他特殊的人格特質（如唐太宗），或獨特的認知（如清初三帝），能做到某種程度上的對立調和。
此外，絕對多數的皇帝們，由於生於隔離的皇宮大內，長於宦官、宮女之手，天生既富且貴；所以大都小民未愚皇帝先蠢。歷史上本來就沒幾個皇帝是適任的。同時，生而為皇族之一員，卻又身不由己地捲入各類殘酷的權力鬥爭中；這些鬥爭正如我們前文所說：「在極私天下時期，成為皇帝與失去成為皇帝的機會，等於是全有、全無之別；並且往往還有身家生命之憂」（見〈1-5 歷史中國廟堂學術的破產（一）｜｜愚人以自愚〉）。
所以，這些不適任的蠢皇帝們，又在權力鬥爭下成長，大都鍛鍊岀殘酷寡恩、奢侈糜爛的人格特質。統治者而又有這樣的人格特質，就更加容易激發出各種統治危機。而「效忠認同危機」就成為歷史中國的宿命之一；那些蠢皇帝們，往往只看得清誰對他好，卻看不清誰對他的國家好。
因此，君、國、臣、民卻正如「賽局理論」（Game theory）中的非合作賽局（non-cooperative game），其結局是零合關係（zero-sum）；而不屬合作賽局（cooperative game），結局故亦不是非零合關係（non-zero-sum）（註三）。這是歷史中國始終存在於王朝興滅輪迴，而兩千年社會結構始終不變的緣故。蓋，歷史隨時都可能從零開始；歷史中國總是一再從零開始。
我們在《卷二》以下各卷，將會更詳盡介紹歷史中國的權力遊戲。因為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或「君國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，並非只出現在以上所舉各例、各朝代，而是普遍出現在歷史上；我們有需要深入理解。
在君權獨大的情況下，權力的歸屬成為臣下不可碰觸的禁忌；但當權力落入權臣（宦官、皇后、太后、權臣˙˙˙）之手時，效忠也是整個轉移。我們所謂「上無兢畏之君，下有覬覦之臣」，就完全無從避免。
當然，可以說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與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都是歷史中國自找的內憂。因為，當極私統治哲學確立之後，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、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就立即成為極私統治哲學不可分割的、配套的一部份。
註釋：
註一：《史記˙卷第三十》：「自公孫弘以《春秋》之義，繩臣下，取漢相，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，於是見知之法生，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。」
註二：《明史˙卷第一七○》載：「英宗尚猶豫曰：『于謙實有功。』有貞（徐有貞）進曰：『不殺於謙，此舉爲無名。』帝意遂決。」
註三：關於「賽局理論」（Game theory）、非合作賽局（non-cooperative game）、零合（zero-sum）關係、合作賽局（cooperative game）、非零合（non-zero-sum），請參閱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B3%BD%E5%B1%80%E7%90%86%E8%AB%96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