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-3 價值論｜｜兼論「文化優劣論」之一 (洪明燦作)
價值意義，必須置於文化架構之下才能出現；因此，文化有優劣之分嗎？我是迷糊了。
上文〈從〈阿房宮賦〉的聯想說起〉之末談到價值，價值判斷必須置於某個文化體系之下來評量才能出現；價值、價值判斷不可能單獨存在。
歷史中國上，諸如價值、價值判斷的辯論不算少；最有名的應該是《鹽鐵論》（網路可搜索到全文）。《鹽鐵論》以「大夫」、「文學」各據一方，辯論該先富民而後富國，或該先富國而後富民。當然，認為該先富民的贊成要先富民，認為該先富國的贊成先富國；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。
其實，先富國、先富民都是好事；先富國，國富之後輪到民富，這沒什麼不好；先富民，民富而後國富，應該也不錯。這有什麼好爭的？可見，所爭者其實不在這裡；而是意在言外！
不過歷史非常詭異，「大夫」與「文學」的富民論、富國論全部落空，因為王朝自毀這個更高層次的機制等在那｜｜王朝走向覆滅。既不富國，也沒富民，而是民窮財盡，繼之以亡朝與大屠殺結局（有關「大屠殺」者，請參閱《卷一˙1-12》）。這基本上是歷史中國絕大多數王朝的格局。
這下子公婆都沒理了！當皇帝（或當權的外戚、宦官、權臣）矇頭大幹之際，「大夫」與「文學」，不是被權力所砍，就是成為權力之幫兇。想在「被砍」與「幫兇」之外找到第三種類型，在我的觀察中，似乎很難。不是說截然沒有，而是說非常難得一見。《鹽鐵論》中的「大夫」與「文學」之爭，基本上就是後世所說的朋黨之爭；朋黨出現後，逼得所有官僚必須在「被權力所砍」與「成為權力之幫兇」間擇一而居；富國、富民之間的辯論，逐漸演化成「先君後國」與「先國後君」的鬥爭。
「先君後國」、「先國後君」，簡單來說，其實就是國家優先或帝王優先的問題。「先君後國」意味著帝王優先於國，「先國後君」則正好相反，國家優先於帝王。這是孟子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（《孟子˙盡心下》）命題的延伸性變化；只剩下「先君後國」、「先國後君」，民，基本上不見了（註一）。
基本上，貴族、官僚等統治階級，不能不在「先君後國」與「先國後君」中擇一而處；於是形成國家優先或帝王優先的矛盾對立問題。「先君後國」、「先國後君」，是本書的重要概念之一，請讀者們留意。
意思是說，富國、富民之間的辯論，本來沒什麼好爭的，但由於意在言外，卻必然逐漸演化成「先君後國」與「先國後君」的鬥爭；而官僚只能在其中擇一而處，這也是必然。富國、富民之間的辯論，形同「先君後國」、「先國後君」的代理論爭；但「民」則詭異的消失了。同時，兩方經慘烈鬥爭，「先君後國」者總是大勝「先國後君」者，這也是必然；咸少例外。
孟子說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他定下了民、社稷、君的優先順序。因為國家社會的形成，先得有民，而後形成社會，再形成國家；民、社稷是帝王出現的基礎。基礎應該重於國家社會、帝王。
所以，把「富民論」或「富國論」，放在歷史中國這樣不斷反覆出現王朝自毀的歷史事實來看，基本上沒什麼價值；因為王朝毀了，生民塗炭了，「富民論」、「富國論」還有什麼意義？事實「富民論」或「富國論」很快地就模糊焦點，而成為「先國後君」與「先君後國」的爭議。
西漢思想家董仲舒，他的一句話：「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」（《春秋繁露˙玉杯》）｜｜前一句大受帝王喜愛，後一句則遭置之不理｜｜受到重視之後，就把「先國後君」與「先君後國」的爭議打斷；確立了「先君後國」這樣的優先順序。民消失不見了。民消失不見了，正是富國、富民爭論意在言外的的那個重點。
董仲舒不是說「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」嗎？何況他還建立了整套的理論來闡述、強化，漢武帝與所有的帝王都吃他這一套；這套理論得到權力的加持，遂無往而不利。那當然君優先於民；君既然優先於民，還能不優先於國？不過，後一句話「屈君而伸天」始終無用。一般習慣上將董仲舒視為儒家人物，光從這裡判斷，他至少就已經扭曲了孟子的理論；所以他絕非是個單純的儒家思想家。
既然帝王、王朝、小民這樣的優先順序已經決定。好比多年前臺灣猛喊「主義、領袖、國家、責任、榮譽」一樣；主義（「屈君而伸天」）擺一旁，領袖就是帝王；至於國家、責任、榮譽，那是在領袖之下才有存在價值的。沒有領袖，國家、責任、榮譽頓失意義。就像今日兩岸，若沒有民族主義，連領袖、國家、責任、榮譽也都毫無意義一樣。
所以，「大夫」與「文學」的那場「富民」、「富國」的大辯論除了留下一場紀錄之外，在中國政治史上毫無價值。因為「富民」、「富國」已經毫無意義，要「富帝」哪！但，《鹽鐵論》卻並非毫無價值；將《鹽鐵論》當成一種學術思想，或者當成一段歷史來看，那可精采萬分。
我在上文〈阿房宮賦的聯想〉寫道：「以上所談，沒有價值上的意義。只是簡要地、客觀地說明東西方歷史哲學之異同而已。像〈阿房宮賦〉這樣的文章，其實具有普世價值，文字尤其優美。」有兩處提到價值。前者意指不做價值判斷，我不作東西方歷史哲學孰高、孰低，孰優、孰劣的判斷；要作，讀者們自己作去。
鏡子不會說鏡前人是醜是美。我認為那是上帝的事，讀者們當然有權扮演上帝的角色，行使上帝的權力；但寫下這段話的我卻沒這樣的立場。
至於後者，我作了價值判斷，我認為〈阿房宮賦〉這樣的文章，無論置於什麼樣的文化情境之下，都具有正面意義；包括宗信「王朝自毀機制」的歷史中國。欣賞、價值判斷一篇文章，這我有能力與立場。
歷史中國正是產出〈阿房宮賦〉這篇文章的所在，但這樣的文章卻在中國歷史上不曾發揮其該有的功能；正如《禮記˙禮運》產出於中國一樣，而《禮記˙禮運》的「選賢舉能，講信修睦˙˙˙」卻在「洋鬼子」國度基本上實現，在產出國卻給極私統治哲學淹沒。
所以，〈阿房宮賦〉這篇文章，在歷史中國沒有政治上的價值，一如《禮記˙禮運》沒有政治上的價值一樣。但卻仍然有著文學上、哲學上的價值。
不是嗎？歷來人們只將之當成一篇好文章讀，讀過讚美幾聲就算了；不曾將文章的內涵化成政策，化成行動。其實諸如杜牧這般處境者多如過江之鯽；上文已經提到杜牧、柳宗元、黃宗羲、龔自珍，以後還會提更多人。當然還有更多人，因為我的無知而沒提到；沒提，不代表並不存在這樣的人。
這些人等，在歷史上的政治功能，其實都一無作用；等於說，他們該有的政治價值都低於零。所以，價值必須置於某個文化體系之下來評量才能出現。將〈阿房宮賦〉、《禮記˙禮運》放在文學的體系之下，它的價值極高；已經給誦讀了一、二千多年，價值還能不高？但同樣置於漢文化之下的政治體系中，它的價值卻是零。這樣的政治評論從來不曾被運用到政治上，價值豈非零？不過，將〈阿房宮賦〉、《禮記˙禮運》放在歐美文化體系之下，它的文學價值因為語言的隔閡，立即下降不少，但它的政治價值，卻是今日之圭臬。
同理可評《鹽鐵論》在歷史中國的政治價值也低於零。若《鹽鐵論》出現在一、二世紀的歐洲，那恐怕就不是這樣子。正如印刷術在西方歷史上所扮演的功能，絕對超越東方以倍數計。同樣，清朝乾隆、嘉慶時期的洪亮吉（註二）早於馬爾薩斯（註三）提出人口理論。但，洪亮吉默默無聞那倒是小事一樁，中國百多年來困於人口爆炸的窘境，那恐怕才是真正的問題。這在今日都已成客觀的事實，不須待任何人來判斷。
馬爾薩斯顯然幸運多了，歐洲人也顯然有福、有量多了；他們給了馬氏一個歷史地位，也從馬氏獲得一些啟示。同樣是人口理論，在歐洲與在中國，價值顯然不同。
不過，歷史是詭異的；中國背負龐大的人口壓力，但，今日龐大的、低價的勞動力，不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動力之一？歷史絕非星象學，但歷史有模式可循。
多數人都知道歐洲文藝復興，總結了西方過去的文化成就，進一步造就了今日西方社會文明；但大致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宋朝，同樣一場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（註四），經隋唐五代之醞釀，到宋三百年發揮，卻落得弱宋亡於蒙古這樣的淒慘狀況。
黃仁宇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》P252（中時出版，1989）所說：「據中外學者的研究，蒙古勢力最高潮時，其人口亦不過一、二百萬之間，可能近於百萬。」又說：「如言文化程度與經濟能力，少數民族不能與多數民族相提並論。」又說：「即算南宋需經年向北提供歲幣，其銀絹五十萬兩匹之數，仍只佔國家收入之一小部份(專家估計歲幣達一百五十萬時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百分之二)。」
他又寫道：「所以Gernet發問：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進的國家，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6000萬，占地有今日法國面積之4倍，文化已到達最光輝的階段，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會在歷史上表現一種劇烈的挫折？」（同上書p262-263）
宋時期的這場文藝復興，比起歐洲的文藝復興，那只能以淒慘形容；這是客觀史實。但，西方文藝復興之後所帶來一連串的化學變化，立即導致新舊教之間的爭紛，甚至導致民族國家崛起、民主革命、社會革命絡驛於途，不也引發不只兩次以上的世界性戰爭？當中就包括著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；至於，諸如拿破崙之爭戰歐洲，相對於兩次世界大戰還算是小規模。
大致相同的許多事｜｜人口理論、印刷術、文藝復興˙˙˙｜｜在東西方卻各自呈現截然相反的價值意義；當然，還不只上述那些事情。價值意義，必須置於文化架構之下才能出現；因此，文化有優劣之分嗎？在我個人的看法，我不以為文化有優劣比較上的意義；本書也不做東西文化價值之比較。
有一回，我問一位在美國長大但國台語都說得很好的晚輩：
「你說，當美國人比較有價值或當個非洲土人？」他二話不說：
「美國人。」我又問：
「這代表你的看法。但上帝的看法呢？還有那位非洲土人的看法呢？」
他沈默了。其實，面對價值，我沈默的時候居多；因為那超越我。
本書雖然以批判漢文化，尤其是漢政治文化為主；但我並未意圖做東西文化優劣價值上的判斷。
註釋：
註一：歷史似乎又在重演；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： 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、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，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，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。於是就出現所謂「先富論」。「先富論」的宗旨是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」，以帶動所有人都富起來。「先富論」執行到2008年，政治精英、知識精英與企業精英（統治階級）確實是富起來了，但「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」則還待落實。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「基尼基數」已經超過或將超過0.5。「基尼基數」國際上通常認為,當它處於0.3-0.4時表示收入分配比較合理，0.4-0.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，超過0.5則意味著出現兩極分化。兩極化則極容易引發社會動盪；歷史中國就是反覆出現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兩極化，而導致農民起義無休無止。
我書寫本文與本註前後相差將近九年，當初並未發現「先富論」正與我的「先富民」、「先富國」說，或「先君後國」、「先國後君」有什麼類同。如今第八度修稿才猛然發覺其相似性。
註二：洪亮吉（西元1746-1809年），字稚存，號北江，常州人，清乾隆五十五年（西元1790年）榜眼。他直言敢諫的作風招來磨難，也為他曲折的生命，憑添幾許傳奇色彩。
註三：馬爾薩斯（Malthus，西元 1766-1834年）的人口論（《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》）於西元1798出版，這本書對於達爾文思考演化論有相當巨大的影響。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加，而糧食則是按算數級數有限的成長，若不能節制人口的成長，就會造成生存的競爭和不適者的淘汰。
註四：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˙靖康恥》（p253）「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學者仍盛稱宋朝之中國經過一段『文藝復興』與『商業革命』。」事實，先秦諸子百家在西漢時已經被抑黜，儒學又走向我所說的陰陽、法家化，所以中國學術到兩漢末期，已經如蘇東坡〈潮州韓文公廟碑〉所說的「自東漢以來，道喪文弊，異端並起。歷唐貞觀、開元之盛，輔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」的地步。有賴隋唐醞釀、宋代復興；所以，宋學又稱新儒學，確實是對古典儒學的一次文藝復興，成績斐然。但受限於帝王極權思想侷限，這次復興其實也只是局部性復興。
至於歐洲文藝復興，一般都認為自十五世紀始；但「甚至在阿奎那之前，就以查明出有兩次古典的復活，一次在九世紀的加洛林王朝，另一次是十二世紀的所謂的『原始的文藝復興』（《西方人文主義傳統》，Alan Bullock，董樂山譯，p23，究竟出版，2000）。」因此，可以知道歐洲之文藝復興其實也是經過長期醞釀然後出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