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-2 從〈阿房宮賦〉的聯想說起 (洪明燦作)
「帝王之大私」＝「天下之大公」 並且，
「帝王之大私」＝「天下之大公」＝「私其一己之威」＝「私其盡臣畜於我」 ────讀杜牧、黃宗羲文有感
據報載說，高中國文課本中原來打算將唐朝杜牧的〈阿房宮賦〉（原文附於後）納入，後來教育部杜正勝部長反對；原因是杜部長認為這篇文章對高中生而言難了些。我心中覺得有點可惜。
杜部長應該趁機推介他杜家老祖上的這篇宏文，一則讓杜姓的歷史光輝更增，二則也可以讓學生們知道，原來「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」。於是學生們或者在自己靈光閃爍下，或者在老師指導下，聯想「滅兩漢者，兩漢也；族兩晉者，兩晉也；滅唐者，唐也；族兩宋者，兩宋也；滅明者，明也；族清者，清也；滅民國者，民國也；族˙˙˙也」的「王朝自毀」道理。
這就是我對歷史中國「王朝自毀機制」（註一）的看法。
什麼是「王朝自毀機制」？其實「王朝自毀機制」並不稀奇，也非我的獨家發現。上文所引杜牧〈阿房宮賦〉片段「滅六國者，六國也」、「族秦者，秦也」，不就在說明王朝自毀之理？
清末思想家龔自珍（註二）云：「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，然而（王朝）十年而夷，五十年而夷，則以拘一祖之法，憚千夫之議，聽其自陊（ㄉㄨㄛˋ，落也，塌也），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！一祖之法無不敝，千夫之議無不靡，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，孰若自改革？」（《龔自珍全集˙乙丙之際箸議第七˙勸豫》）「自陊」即自毀也。
這麼說來，龔自珍不也早就發現了王朝自毀機制？當大清中晚葉時，面臨龐大的改革壓力；龔自珍認為反正改革總是避不開的，那麼與其留待「踵興者」（繼起的朝代）來改，何不自己動手改？他是站在愛新覺羅氏的立場來思考這件事的；因為不改，清王朝只有「聽其自陊」了。
這種「自陊」、自毀之道，並非歷史中國所獨有，只不過沒多少國家比歷史中國更反覆如斯而已。一個龐大無比、以軍事征服起家的西羅馬帝國亡於日爾曼蠻族，其實也同樣是「滅西羅馬帝國者，西羅馬帝國也；族東羅馬帝國者，東羅馬帝國也」。有證如下：
「凱茨在《世界文明史中的爭論》中指出：『我不認爲羅馬帝國的衰亡源自野蠻人的入侵。羅馬帝國在五世紀以前，成功地抵禦了野蠻人的多次進攻。因此，關鍵是羅馬帝國的內部因素導致了羅馬的國力和抵抗力的衰落，這就是：皇帝和貴族對帝國的控制，膨脹的官僚集團，壓迫性的法律規範，對中産階層和自由民的過分的稅收，用大部分的國力去支撐漫長國境線的防禦，中央權威的不斷削弱，貧富差距的擴大。』簡單說，因爲羅馬國家統治性的官僚貴族集團，日益加大其對羅馬百姓的搜刮力度，這使得羅馬百姓們越來越對生産失去了熱情和積極性，從而使得整體生産水準下降，社會趨於貧困；面對壓榨所得的財富減少的現實，官僚貴族集團不僅不減輕壓榨力度，從而提高百姓的生産積極性，反而加緊搜刮；這就使得勞動群眾更加不願工作，使整體生産水準更爲下降，社會更趨貧困。結果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遵從社會規範，而是揭竿而起、打家劫舍；貴族地主們則要自組武裝，既是自保，也可攻擊別人，掠奪財富。羅馬當局已控制不住局勢了，已不能在自己的疆域裏壟斷暴力的使用了。羅馬帝國開始土崩瓦解。」（http://www.guoxue.com/economics/ReadNews.asp?NewsID=272&BigClassID=16&SmallClassID=20&SpecialID=147）
英國大史家吉朋（Edward Gibbon，西元1737-1794年）的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（《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》）也說：「羅馬帝國的覆亡，其事蹟至為簡明；不要追問羅馬帝國何以毀滅，相反的，我們驚異羅馬帝國何以能維持如此之久。」（註三）
而影響近代世界歷史甚鉅的法國大革命，起因雖眾多且複雜，但當時法國波旁王朝（Maison de Bourbon）專制、腐敗實為主因。蓋波旁王朝對基督新教徒的壓迫，導致大量信奉胡格諾派（Huguenot）的手工業者離開法國；加上王室生活揮霍，國家連年用兵，法國經濟逐漸走下坡。隨經濟衰退而來的社會矛盾，包括稅制不公、政府腐敗、羅馬天主教會特權和土地兼併嚴重等因素，都增加了法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。且這時美國獨立戰爭成功，更引起民主思潮和法國國內的啟蒙運動思潮，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的催化劑；而波旁王朝也就不能不毀滅。
這種種衰亡模式，其實與歷史中國各王朝之衰亡毫無二致，都是「其事蹟至為簡明」。
問題則是各歐美國家在一波波思潮推動下，都已經自這種「王朝自毀」中解脫；歐美各國透過民主改造，已經完全可以避免因內政問題而導致的內戰。而歷史中國兩千多年來，則沒多少人看出這種「王朝自毀」的道理來；縱使有人看出來了，也沒人聽信。以致歷史中國出現兩千餘年的王朝自毀紀錄！
從這點觀察，東西方最大的差異，在於西方自文藝復興後有著一波波的思潮帶動社會改變，而歷史中國則相對缺乏；中國事實還持續處於「王朝自毀」的歷史格局中。若我們追問：為何西方各國可以出現一波波的思潮來帶動社會的改變，以致透過民主而自內戰中解脫，而中國還仍然處於「王朝自毀」的格局中？那當然是民主體制的創建。
西方各國與歷史中國不同的，除了歷史中國更密集反覆地「十年而夷，五十年而夷」自毀之外，在於「然而，這些兇狠的破壞者（日爾曼蠻族），無意中殿立了一個共和基礎，使商事工業的藝術和精神，得在歐洲封建狀態下復興。」（http://www.guoxue.com/economics/ReadNews.asp?NewsID=272&BigClassID=16&SmallClassID=20&SpecialID=147）
這當然是日爾曼蠻族無意中留下的，絕不是他們有意如此。但，若古歐洲原來並不存在這種共和精神，那近代的民主共和從何而生？
我們都知道古希臘、古羅馬都有著共和民主的基礎；選舉制度，在東西羅馬帝國專制統治期間與基督教體系神學統治下，二千多年來其實始終不絕如縷，維繫著那股似斷而未斷的制衡機制與制衡精神。
若說古歐洲存在這種共和政治模式，成為今日民主的濫觴；那古中國呢？
古中國並不存在類似古希臘、古羅馬的選舉制度；《禮記˙禮運》中所說的「選賢舉能」，與古希臘、羅馬的選舉意義不同，因此無法類比。不過，古中國卻存在「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」（註四）這樣的傳統。按照中國上古史學者研究，當時許多城邦的「國人」（註五）擁有類似於今日公民這樣的權力；「國人」 有權對包括「國危，國遷，立君」等許多國家大事，比手畫腳、發表意見。而當時的「大蒐禮」（註六）則類似後世的國民大會。
換句話說，中國雖然不存在歐洲古希臘、羅馬那樣的選舉制度，也不存在古羅馬的「元老院」（Senatus）這樣的機構；但上古中國卻存在「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」與「大蒐禮」這樣的制度。中西這兩種制度雖然不同，但都具有制衡、諮詢的功能；上古中國的「國人」，具有今日公民的意義。
中國上古史學者楊寬，在他的《西周史》中對西周的「國人」有許多敘述，散見於該書p395-397與p385-386。楊寬說：
「春秋時各國貴族在君位繼承上發生問題時，也常徵詢『國人』的意見」、
又說：「當時不僅國君的廢立要徵詢『國人』的意見，卿太夫的廢立也常徵詢『國人』意見」、
又說：「春秋時代有些國家國君的廢或立，『國人』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」。
p396：「西周、春秋間稱為『國人』這種自由公民，雖沒像古代希臘、羅馬的公民那樣，有參加『民眾大會』表決國家大事的權利，但是，遇到國家有危難、國君要改立等大事，國君或執政者常召集『國人』徵詢意見，有所謂『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』﹔還有『大蒐禮』，帶有『國人』大會的性質，在進行軍事演習的同時，常把建置或變更軍制、選定將帥和執政、制定法律等國家大事，在大會上公佈，這都是對『國人』政治權利的尊重。」
又說：「他們（即國人）還享有被選為擔任低級官職的權利。」（註七）
此外，還有孟子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（《孟子˙盡心下》）的思想；中國歷史更不乏「逐君」的史實紀錄（註八）。連敗德的國君都趕跑了，這能說歷史中國毫無民主思想嗎？
這些「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」、「大蒐禮」、「逐君」，孟子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與荀子「從道不從君」（註九）的觀念、行為，我稱之為歷史中國的「原型民主」。雖然古中國不存在古歐洲選舉這樣的制度，但若拿這些觀念、史實與古希臘、羅馬的共和精神相比擬，則應該是說得通的。
古希臘、羅馬民主的民意基礎非常狹窄，只限於極少數人口；女性、奴隸都不具有公民權。照說，歐洲有機會逐步走上今日民主，那歷史中國也應該會有歐洲那樣「無意中殿立了一個共和基礎，使商事工業的藝術和精神，得在歐洲封建狀態下復興」的機會？
中國雖不因蠻族入侵，以至帶來復興的契機（註十），但杜牧、龔自珍都指出一些來了，還有另外一些人｜｜比如柳宗元（註十一）、黃宗羲（註十二）｜｜說得更透徹。如果，歷史中國的這些古人｜｜應該遠不只這些人，但因為我個人學養所限，以致無法舉出更多｜｜的言論，曾經獲得重視，並能如歐洲形成一股股思潮；那麼，中國應該不難走到今天的民主體制。祇是歷史中國選擇走上了與歐洲不同的另一條路。
為何歷史中國不能形成一股股思潮，並選擇了不同的另一條路？我一直為這問題所纏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只能在歸納之後假設歷史中國的「極私統治哲學」太強了，以致歷史上雖然屢次出現這種共和思想，但都因思想管制過於嚴苛，以至無疾而終。
那什麼又是「極私統治哲學」？又為何歷史中國的「極私統治哲學」會太強？
前者說來有點話長，但卻是本書的重要觀念；所以，我們不得不先在此稍加介紹。
柳宗元的〈封建論〉，文中說：「秦之所以革之者，其為制，公之大者也﹔其情，私也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。」柳宗元這話的意思是說：秦朝改「封國制度」為「郡縣制」的原因，照制度上來說，是大公至正的。因為封國是天子對某個人的封賜，那塊土地與那塊土地上的一切｜｜含人民｜｜都成為他的私產；這當然是不合情理的。這種不合情理的現象，後來更導致「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，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讎，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」（《史記˙卷第六》）可以說分封制的缺陷已經充分暴露出來了，分封制竟成為動亂的根源，當然非改不可。
郡縣制並非秦所創立，早在春秋時就已經存在。春秋時一些國家為加強管理而置縣，並直接任命一些不得世襲的官員為地方官。後來晉國又在國內置郡，由中央任免地方官。郡縣制使分散的權力集於中央，防止因分封而分裂。到戰國時這種制度逐漸為各強國採用，逐漸減少分封土地給貴族。所以，郡縣制可以說已經在歷史上實驗了相當長一段時間，秦只是首度全面實施（註十三）。
因此，改封國為郡縣，就制度上來說是大公至正，原是為避害趨利、防止分裂以致戰亂不已而改設的。但這個為避害趨利、防止戰亂而改設的郡縣制，卻又落入另個危機中！因為照秦始皇改封國為郡縣的動機上來說，是自私的。他自稱為皇帝，樹立自己的威權，只為使天下人一概臣服於我，納天下所有郡縣於自己一人之私囊。
這種「納天下所有郡縣於自己一人之私囊」的行為，需要建置龐大的官僚體系和軍隊才得能維持，而龐大的官僚體系、軍隊之建立與運轉，則不能不有充足的財力、物力支撐。加上皇帝既然「納天下所有郡縣於自己一人之私囊」，還能不奢華的自奉？以致，曹魏曹叡在位時「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」（《資治通鑑卷˙第七十三》），而唐玄宗「開元天寶中,宮嬪大率至四萬」（《新唐書˙宦者傳上》），當然總是出現「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，猶未足以澹其欲也」（《漢書˙卷第二十四》）。所以，郡縣制的危機「咎在人怨，非郡邑之制失也」、「失在於政，不在於制」（〈封建論〉）；危機非出自於郡縣制，而是出自於「動機（「其情，私也」）」！我們直接了當地說，柳宗元認為秦漢以下的危機不是政治制度上的危機，是政治動機所引發的危機！
原來古人早已一語道出傳統中國以來的統治動機論：私！
這裡，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等式：
「私其一己之威」＝「私其盡臣畜於我」
又再讀黃宗羲《明夷待訪錄˙原君》：「後之為人君者不然，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，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，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，亦無不可；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。始而慚焉，久而安焉，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；漢高帝（劉邦）所謂『某（劉邦自稱）業所就，孰與仲多』者，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。」同樣在指出「私」。
這段話可以簡單改寫如下：堯舜禹之後的帝王就不一樣了，他們認為普天之下的一切利害，都操之在我；我要誰利、誰害，那就是誰利、誰害。好處都由我獨占，害處都給別人，也沒什麼不可以。光會顧全帝王個人的私利，起先還有些不好意思，日久之後大家通通都習慣了。劉邦對他老爹誇耀說，你過去常罵我無賴，你看，現在我和我老哥相比，誰的產業更多？
其實，劉邦到這時還是不脫無賴心理。
王夫之《讀通鑒論˙卷一》：「若夫國祚之不長，為一姓言也，非公義也。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，私己而已矣。斥秦之私，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，又豈天下之大公哉！」秦始皇之私得罪了天下萬世，而後世歷朝歷代抨擊秦始皇之私，卻還總是希望自己的子孫長擁天下，又怎麼談得上是「大公」？
這種柳宗元所說的「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」的私、黃宗羲「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」的「大私」，與王夫之「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，私己而已矣」的私，我稱之為極私；以這樣的動機（「情」）來作統治的基本思想，我稱之為極私統治哲學。
之所以加上「哲學」二字，那是因為後來有太多的學者、官僚，引用、扭曲太多古聖先賢的言論，來緣飾，並且建構成體系性的一套理論｜｜比如我們不久後將會提到的《白虎通德論》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《白虎通德論》甚至建構成東漢時期的「立憲」，有它整套的理論論述，故稱之為極私統治哲學。
極私是對統治者統治動機的描述，說統治者總想逞其一己之私，而非指統治者真的可以完全逞其一己之私；統治者的動機總是要為所欲為，雖然他未必真的可以為所欲為。
這是對「極私統治哲學」最簡單的解釋；我們在後頭還有連篇專文詳剖，這裡就到此為止。這裡，我們又可以得到另一個等式：
「帝王之大私」＝「天下之大公」 並且，
「帝王之大私」＝「天下之大公」＝「私其一己之威」＝「私其盡臣畜於我」
但後一問題「為何歷史中國的極私統治哲學會太強？」的解答，簡單來說，就是《孟子˙告子》的「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。然後知生於（由於）憂患，而死於（由於）安樂也」。說穿了，如此而已。
孟子上面那段話，我們在前文中就指出可以確立為歷史「公式」：
「入則無法家拂士」＋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」＝「國恒亡」
歷史中國尤其自秦漢大一統之後，固然因為土地遼闊、人口眾多、經濟強、文化高，當然「出則無敵國外患」；因為週遭都盡是些夷狄蠻貊的部落或部落型國家，自然不存在足以為患的外患。但，考究歷史中國在大一統之後，卻絕非「入則無法家拂士」。問題只在於「法家拂士」總給砍了｜｜「敵國破，謀臣亡」，甚至「敵國未破，謀臣先砍」」｜｜「法家拂士」總給砍了，所以無人可以帶動思潮。
而「法家拂士」怎麼會被砍？只因為秦漢之後，所有王朝都信奉極私統治哲學，都傾向於讓皇帝集大權於一身；權力集於一身，皇帝就有權把「法家拂士」砍了。因為「法家拂士」總是逆他的意；而所謂「法家拂士」本來就是指那些具有獨立思想，並堅持自己獨立判斷的人士。能獨立思想、獨立判斷者，自不願隨權力之魔棒起舞；不隨權力魔棒起舞者，當然不為當權者所喜，甚至要逆了當權者的意而導致災禍臨身。如前文註五所說，往往敵國未破，謀臣先砍。
我的朋友Dr. Lynn與我閒聊時說：「政治異見者其實是政治血液循環的靜脈，想要又紅又專，把青紫的靜脈割了，龍怎能不死？」把「青紫的靜脈割了」，不就是「法家拂士被砍了」？這不就是王朝在自殺、自裁？於是，就造成「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」的局面。
論真，秦漢大一統使得中國成為亙古所無的大帝國，自然形成「出則無敵國外患」；而帝王集權力於一身。帝王不僅集大權於一身，還要當天的代言人，所以是「天子」；不僅當「天子」，還要擁有無上的道德光輝，所以又是「聖人」。皇帝既是帝王、天子、聖人，都該是又紅又專的血液，身上怎能有青紫色的靜脈！於是，割了青紫色的靜脈，砍了「法家拂士」；於是，當然符合孟子的「公式」。
於是，上述那個「歷史公式」，在中國歷史上得以成立。這，我就稱之為「王朝自毀機制」；意思是歷史中國的王朝，總是自己搞鬆自己。如果大一統之後的歷史中國，不先搞鬆自己，那麼那些夷狄蠻貊的部落或部落型國家，完全不可能對歷史中國產生任何威脅。
這方面的論證，我先簡單舉證如下，至於更詳盡的解說，後面各卷將陸續詳細解說。
西晉時期，匈奴人劉淵以二萬人起家，打得西晉成為東晉。北宋軍隊最高時超過一百四十萬人，卻讓遼、西夏、金這樣的部落型國家，打成南宋。至於蒙古當時的總人口數，恐怕都不超過一百四十萬人，卻將人口超過六千萬的南宋滅了；遼、西夏、金的人口數，也遠遠低於北宋。至於大明，當時大明的人口上億（軍隊數量不明，但確定超過百萬以上），卻讓擁兵十八萬多的滿清軍隊，殺得毫無招架之力（註十四）。
自秦一統天下（西元前221年），到滿清王朝結束（西元1912年）共2133年當中，中國受弱小異族部分統治、完全統治的時間，長達804年（見〈序文〉）。並且以上804年被弱小異族部分、全領域統治，都是在中國大一統王朝的情況下，而非分裂如三國那樣的時代出現的；這是何等詭異的事！在保守估計下，等於三分中國歷史，而諸弱小夷狄蠻貊佔去了三分之一以上。
如此詭異的歷史現象該如何解讀？其實，一點都不難。全都是西晉、兩宋、明王朝先搞鬆自己，然後弱小的部落型國家才可能各以摧枯拉朽大敗各個王朝。否則，滅國式的戰爭全是整體國力的搏鬥；這些部落型國家縱然騎兵再強，以他們的綜合國力怎麼可能超過歷史中國各王朝？
這麼簡單的答案，由於過去教育的誤導，教科書總告訴我們，這些異族善於騎馬打仗，趁秋高馬肥，而中國又是愛好和平的民族，所以才會屢次亡於異族。這種歷史詮釋就完全扭曲了歷史事實；難道秦一統天下、劉項大戰、光武復國、三國分裂、八王之亂˙˙˙，這些出現人口滅絕式屠戮的純內戰，都是因為中國人愛好和平所以才引起的？教科書之胡言亂語，經不起簡單的解析反駁。
而黃巾之亂、王仙芝、黃巢、朱溫、李自成、張獻忠、洪秀全等等無可計數的農民起義，與王朝之間的鬥爭，都採和平鬥爭手段？錯了，這些戰爭幾乎都可以稱得上是滅絕式的戰爭！動輒屍橫遍野、血流漂櫓，往往消滅掉人口總數之數成以上；並且都是單純內戰，與各異族毫無關係。說歷史中國以內戰寫歷史，想來也不致太過分，也應該相當符合歷史事實的。
扭曲歷史的後果是嚴重的，因為給人民錯誤的訊息，錯誤的訊息將導致錯誤的價值觀。而錯誤的價值觀將導致錯誤的思想模式與行為模式，錯誤的思想模式與行為模式又將導致非預期的歷史後果；那就是「王朝自毀」。但，故意錯解歷史其實並非只是過去教科書、老師、學校或政府的錯，這是有歷史傳統的；我的意思是說，錯解歷史並非只是錯解於一時，而是至少錯解了兩千年以上。
《漢書˙卷第三十˙藝文志》說：「漢興，魯申公為《詩》訓詁，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。或取春秋，采雜說，咸非其本義。」又說：「後世經傳既已乖離，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，而務碎義逃難，便辭巧說，破壞形體。」所以，至遲在西漢時學者解經，早已胡說八道以致陷入「咸非其本義」的處境，並且「碎義逃難，便辭巧說，破壞形體」，以致「終以自蔽」（即學者之「自毀」，其邏輯也相等於王朝自毀）。虛妄不實、破碎繁瑣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學風，學術當然不振。
所以，要理解中國歷史，難的是：什麼才是歷史事實？換句話說，讀史者若能確切掌握歷史事實，那麼就能切確掌握歷史邏輯；能掌握歷史邏輯，自然清晰理解歷史的演化過程。不過，這又是難事一樁；誰有那麼大的精神去閱讀卷帙繁多的史籍？我們讀史，之所以要死背活背，那是我們所讀的歷史都給割裂得零碎，還給政府（王朝）誤導的非常嚴重；我們讀史之所以時常迷糊不清，那是因為歷史事實都給掩蓋。零碎而又被掩蓋的歷史，缺乏清晰的邏輯關係，當然難讀極了。
我們回原話題。孟子「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」那話，是可以一再驗證的（註十五）。這樣的公式如果成立的話，那麼當中國大砍「法家拂士」之時，就是中國王朝將亡之際。這與我們在前文中所討論的公式：
「民不聊生」＋「官不聊生」＝「王朝自毀」，
不正相符合？大砍「法家拂士」，不就造成「官不聊生」嗎？
回過頭來說，〈阿房宮賦〉所說的「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」，又正同一個意思。因為王朝大砍「法家拂士」，以致弄鬆自己；因為王朝「出則無敵國外患」，所以總是「愛紛奢」，卻不顧「人亦念其家」。以致「取之盡錙銖，用之如泥沙」˙˙˙，於是造成「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。獨夫之心，日益驕固。戍卒叫，函谷舉。楚人一炬，可憐焦土」，當然國滅，當然自毀！歷史的邏輯本來就簡單。
於是，我便擴大杜牧〈阿房宮賦〉的說法為：滅兩漢者，兩漢也；族兩晉者，兩晉也；滅唐者，唐也；族兩宋者，兩宋也；滅明者，明也；族清者，清也；滅民國者，民國也；族˙˙˙也。
設若王朝不大砍「法家拂士」，那麼就與「孟子公式」不相吻合；設若王朝不「愛紛奢」，也不「取之盡錙銖，用之如泥沙」；那就不致「民不聊生」。也與前文中的「官不聊生」、「民不聊生」不吻合，所以國亦不亡。但若王朝大砍「法家拂士」，那不僅與「孟子公式」相吻合，也與「老夥仔公式」中的「官不聊生」相吻合；國之不亡，難矣哉！
※ ※ ※ ※
而西方歷史的發展就有些不同，我們仍以法國為例。法國大革命之前啟蒙運動已經興起，孟德斯鳩（Montesquieu，1689-1755）、伏爾泰（Voltaire，1694-1778）、盧梭（Rousseau，1712-1778）、狄德羅（Diderot，1713-1784）等等一大批思想家陸續出現。他們就是我的朋友Dr. Lynn所說的「政治異見者」、「是政治血液循環的靜脈」，他們以不同的途徑批評法國政府及社會，他們主要認為每個人都應有相同的權利；這些思想得到很多資產階級的支持，於是反法國波旁王朝的革命思想出現。波旁王朝雖亡，但法國卻逐步獲得重生。
當中與歷史中國分歧最大的，倒不在歷史中國有無大批思想家出現；歷史中國實不乏識見卓越的思想家，問題在於這些思想家無處可逃。歷史中國早就大一統，形成一個帝權無所不在、無所不管的思想管控社會；這些思想家相等於孟子所說的「法家拂士」，而「法家拂士」若非被砍，就是不得不臣服於帝權之下苟全。
而列國林立的歐洲，正好與此有所不同。
所謂歐洲各國與歷史中國有所不同，不是歐洲各國帝王的手段較仁慈，不想大砍「法家拂士」。而是由於歐洲列國林立，因此比如伏爾泰、盧梭等等的「異端」，就存在存活空間；他們可以流亡法國之外，繼續他們的「政治異見者」、「政治血液循環的靜脈」的角色。波旁帝王們就想砍他們的腦袋，也砍不到；但是，他們的思想威力，能透過各種管道影響到法國與歐洲其他各國。於是，思潮逐漸在歐洲形成。
比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更早的馬丁路德（Martin Luther，1483-1546年），對當時教會大肆攻擊，終於引起宗教革命。教廷對他事實一點也不仁慈，控告他為「極端異端」者、異教徒，早想置馬丁路德於死地。但，他有薩克森選侯斐特烈三世（註十六）的支持與庇護，馬丁路德仍然得以持續他宗教改革的大業。加爾文（Jean Chauvin，1509-1564年）雖被迫出走特拉斯堡，則不僅保住性命，也持續了宗教改革的工程。
這顯示出歐洲教廷大權、公侯伯國林立，與世俗帝王大權之間的制衡關係（比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甚至教皇，都不能不尊重各選帝侯（擁有選舉德意志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力的諸侯）），這就讓異見者、異端，或說「法家拂士」存在著一定的生存空間，以發揮他們的影響力。這樣的足以讓異見者、異端、「法家拂士」生存的空間，在大一統下的歷史中國，事實並不存在！
簡單來說，歐洲固然教廷大權、帝王大權曾經肆虐一時，但其肆虐程度實在不及歷史中國帝王。蓋，歷史中國大一統，使得所有人、所有思想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。而歐洲各國對人民、思想的管控，就不可能如此之嚴密。歐洲各帝王們就想「私」、「大私」、「極私」，也做不到歷史中國帝王們的地步。這是個極其明顯的差異。
英格蘭亨利二世（Henry II，1133-1189年）與坎特伯雷大主教扥馬斯˙貝克特（Thomas Becket；主掌整個英國教會事宜）發生政見衝突，貝克特請求教皇干預，觸怒了亨利二世。在亨利二世教唆下，四個騎士刺殺了貝克特大主教。而教皇對這件事的反應，則不僅將貝克特封聖，並威脅要對亨利二世處以「絕罰」（Excommunication）；所謂「絕罰」，即逐出教會。
據天主教教義，被「絕罰」之人將會下地獄、不會得到救贖。在教皇「淫威」下，亨利不得不屈服。蓋一個「將會下地獄、不會得到救贖」的人，怎可能繼續擔任一國之君？他每年在貝克特忌日到坎特伯雷教堂，裸露上半身接受教士鞭撻。這種事件在歷史中國不可能出現。
歷史中國被殺、被廢的帝王多如過江之鯽，那全都因為權力流失、皇位不保所導致。但，絕無一個權力在手、皇位穩固的帝王，因為另一股權力的威嚇，而每年接受鞭撻的！（我們將在《卷三》〈3-1 秦、兩漢以至南北朝的思想演化簡說（一）──人類史上的兩個不同標本〉中，更詳盡介紹亨利二世與貝克特的故事。）我們可以歸納來說，西方教廷大權與世俗帝王、公侯伯國大權之間彼此存在若干制衡；而列國林立，使得歐洲國與國之間也存在若干權力均衡。
固然，教皇與帝王們的權力制衡、列國之間的權力均衡，也造成相當多的權力鬥爭與國際戰爭；我並不暗示歐洲這樣的權力制衡、均衡，就比歷史中國大權集於帝王一身更高明。但教廷、列國之間的權力鬥爭，與列國之間的國際鬥爭、戰爭，也同時使得歷史上西方各國在其國內的權力肆虐的程度稍有緩和。
權力肆虐的程度有緩和，便讓異見者、異端、「法家拂士」有一定的存活空間。異見者、異端、「法家拂士」，因此便發揮了「政治血液循環的靜脈」的功能，使得血液能重新攜帶充分的新鮮氧氣，運行全身。這使得「王朝自毀」不至於密集出現在歐洲各國，如歷史中國那樣。
「王朝自毀」之於歷史中國，屬常態現象；而之於歐洲各國，則屬非常態現象。
※ ※ ※ ※
話說中國歷史上，農民與弱小異族總是成為王朝的致命之敵；一直到今天為止仍然沒變──比如今日之疆、藏等。這是很詭異的一種歷史演化模式；無拳無勇、烏合之眾的農民，與人少地小、既窮又低文化的弱小異族，總是成為終結歷史中國王朝的致命力量。除去權臣篡位之外，歷史中國各王朝無一能脫離這命運；我們這書，就是要來探討這個原本簡單，卻給搞得詭異的「王朝自毀機制」。
這個機制，我給它另外一個稱呼法，那就是「龍的自裁」；因為本書以歷史中國作為探索的標的。不過，我認為本書的許多原則，同樣可以運用到世界各國歷史解析之上；我們在《卷八》中會有更多的解說。
舊王朝倒了，新王朝成立；王朝自毀機制依機制自行運轉，毀了一個王朝之後，持續毀下一個王朝。好像王朝之所以存在，只是為著圓滿王朝自毀機制。於是，歷史中國就呈現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相生相剋的「五德始終論」（註十七），以五德始終自圓其說。
歐洲歷史的路子完全不同。歐洲走的是階梯式的路線，依神權──君權──民權之序而進；每一階梯，其包含無數小階梯。他們每天爬階梯（不斷修正），所以啟蒙運動之後的思想家，都認為西方長期一直在進步。
而歷史中國則在「五德始終」循環，表現成停滯狀態
差別應該在於歐洲各國始終存在「出則有敵國外患」，所以「法家拂士」不致被砍；就算有些被砍，也不至於多數或全數被砍。
但歷史中國則通常是「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」。這話的意思，不是說歐洲史上不曾出現這些現象，而是人家的這些現象不以常態出現。他們的常態現象改以國與國之間的戰爭、競爭出現。我認為，東西雙方（註十八）歷史衍化的根本動力有異；東方總以內鬥為主，雖然也外鬥，但外鬥較少。所以我們時常聽到說「中國人內鬥內行，外鬥外行」；蓋，外鬥甚至都鬥不過那些孱弱異常的小族，所以「外鬥外行」。西方則以對外戰鬥為主，雖然也脫不開內鬥。
《三字經》說：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。」東西方人性本相近，行為模式也不致有太多差異。但隨歷史發展，受各種主客觀條件侷限，遂衍生出不同的文化。文化也者，「想啥？怎麼想？做啥？怎麼做？」的總和（這是我對文化的定義）。《宋史˙卷第二○二》：「苟無斯文以範防之，則愈趨而愈下矣。」這裡所為「斯文」、「範防」，就是文化的規範。東西雖然人性基本相同，卻因所思考的內容與思考方式、所行為的內容與行為方式不同（「斯文」不同），是以，東西逐漸分化出文化上的殊同。
簡單來說，歷史中國就是「斯文」的「範防」力量愈來愈薄弱，而形成「愈趨而愈下」的趨勢。讀者們，歷史中國自春秋戰國的「處士橫議，百家爭鳴」而後，落入文化長期的衰退期，早已是學界的共識。因此，上文「斯文」的「範防」力量愈來愈薄弱，而形成「愈趨而愈下」的趨勢，當然符合史實。而〈阿房宮賦〉是非常能準確掌握歷史中國王朝自毀機制的一篇文章，不讀或晚讀，都是非常可惜的事。
以上所談，沒有價值判斷上的意義。只是簡要地、客觀地說明東西方歷史哲學之異同而已。像〈阿房宮賦〉這樣的文章，其實具有普世價值，文字尤其優美。本文只是藉〈阿房宮賦〉導引出我的史觀；什麼是我的史觀？答案其實非常簡單，那就是「極私統治哲學」。
附錄：阿房宮賦｜｜杜牧
六王畢，四海一。蜀山兀，阿房出。覆壓三百餘裏，隔離天日。驪山北構而西折，直走咸陽。二川溶溶，流入宮牆。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。廊腰縵迴，簷牙高啄。各抱地勢，鉤心鬥角。盤盤焉，囷囷焉，蜂房水渦，矗不知乎幾千萬落。長橋臥波，未雲何龍？複道行空，不霽何虹？高低冥迷，不知西東。歌臺暖響，春光融融。舞殿冷袖，風雨淒淒。一日之內，一宮之間，而氣候不齊。
妃嬪媵嬙，王子皇孫，辭樓下殿，輦來於秦。朝歌夜絃，為秦宮人。明星熒熒。開妝鏡也；綠雲擾擾，梳曉鬟也。渭流漲膩，棄脂水也；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；雷霆乍驚，宮車過也；轆轆遠聽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肌一容，盡態極姘；縵立遠視，而望幸焉。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。
燕、趙之收藏，韓、魏之經營，齊、楚之精英，幾世幾年，剽掠其人，倚疊如山。一旦不能有，輸來其閒。鼎鐺玉石，金塊珠礫，棄擲邐迤。秦人視之，亦不甚惜。
嗟乎！一人之心，千萬人之心也。秦愛紛奢，人亦念其家。奈何取之盡錙銖，用之如泥沙！使負棟之柱，多於南畝之農夫；架梁之椽，多於機上之工女；釘頭磷磷，多於在庾之粟粒；瓦縫參差，多於周身之帛縷；直欄橫檻，多於九土之城郭；管絃嘔啞，多於市人之言語。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。獨夫之心，日益驕固。戍卒叫，函穀舉。楚人一炬，可憐焦土。
嗚呼！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嗟夫！使六國各愛其人，則足以拒秦；秦復愛六國之人，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，誰得而族滅也。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；後人哀之，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
註釋：
註一：機制是一個思想體系、結構體，對於外界刺激所預先設定的反應程式。或說思想體系、結構體接受外來刺激，所產生的既定的模式性回應。
註二：龔自珍（西元1792-1841年），字瑟人，號定盦（ㄢ），浙江杭州人。是中國十九世紀上半紀（嘉、道）傑出的思想家、文學家。
註三：《羅馬帝國衰亡史˙簡明版》，p220，梅寅生譯，楓城，1981，六版。聯經已於2004出版全譯本。
註四：《周禮˙小司寇》說：「（小司寇）掌朝外之政，以致萬民而詢焉。一曰詢國危，二曰詢國遷，三曰詢立君。」《周禮˙鄉大夫》說：「國大詢於眾庶，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。」鄭玄註釋「大詢」為：「大詢，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。」。楊寬《西周史》（台灣商務，1999），P379：「『詢國危』是說國家遇到重大危難時徵詢意見，『詢國遷』是說國家需要遷都時徵詢意見，『詢立君』是說國君繼立發生問題時徵詢意見」。這三方面，確是古代政權機構中最重要的大事。）
註五：與今日國人兩字的意義不同﹔當時「國人」以居住於城邦中者為限，約略相等於今日公民的意思。相對於「國人」的就是「野人」﹔野，鄉野之意也。野人指不居住在城邦中的民眾。「國人」、「野人」的權利義務不同，「野人」與今日國民略近。見楊寬《西周史》，p373-376，說：「因為『六鄉』居民都是『國人』，具有國家公民的性質，屬於當時的統治階級˙˙˙」。又說：「而『六遂』居民是『甿』或『野人』，是勞動者、被統治者。」
註六：將帥的任免，法令的公佈，都是在舉行「大蒐禮」時決定的。其中軍元帥，等於正卿，掌握了軍事和政治的大權，因而它和宋、鄭的執政，楚國的令尹相當。在大蒐禮中還頒佈法令。「『大蒐禮』，帶有『國人』大會的性質」（《西周史》，楊寬，p396。）
註七：台灣中國上古史學者、中研院院士、教育部長杜正勝也有同樣的看法；不再贅述。
註八：《史記˙卷第三十七》「釐侯十三年，周厲王出奔于彘，共和行政焉。」事實，「逐君」的紀錄不只這一件；「以莒國為例，如莒紀公的被殺（《左傳》文公十八年），展輿的殺莒犁比公而自立（《左傳》襄公三十一年），莒郊公的被逐而庚與的被迎立（《左傳》昭公十四年），庚與的被逐（《左傳》昭公二十三年），都是由於『國人』的向背。」（楊寬，《西周史》，p386）。
註九：《荀子˙子道篇》：「從道不從君，從義不從父，人之大行也。」
註十：這是一般的觀念；一般尤其認為五胡亂華造成中國歷史的大倒退，但事實遠非如此。我認為所謂的五胡亂華，其實同樣為中國帶來復興的契機，正與歐洲歷史相同。但這問題非三言二語說得完，所以此處不做解說，留到《卷三》《三國、兩晉、南北朝歷史文化的解說》中。我有充分的證據，可以證明過去對五胡亂華的解讀是完全錯誤的；是歷史中國人在王朝自毀機制下，不只將國家一步步帶上衰亡，甚至文化萎縮、空洞化，而又基於自憐、自哎又自大的心理，所做的錯誤的解讀。我們有必要以新的角度，來還原這段歷史。所以此處暫且從俗。
註十一：柳宗元（西元773-819年），唐代文學家、哲學家。字子厚。世稱柳柳州，與韓愈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。官藍田縣尉、監察御史；與韓愈、劉禹錫爲同官，並與劉禹錫一起參加了主張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團。革新失敗，同官共八人被貶為司馬，史稱「二王八司馬」。
註十二：黃宗羲（西元1610-1695年）史稱梨洲先生。明清之際思想家。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《明夷待訪錄》中。「明夷」（古代卦名），含有由晦而明之意。黃宗羲認為自己的學說能把國家由黑暗引向光明，但學說的實現卻有待「明主」的求訪採納。黃宗羲這些論述已包含有今代法治思想的萌芽。
註十三：我認為任何一種制度之形成，都在它的主、客觀條件兩者相配合終於出現。郡縣制之取代分封制，在過程中郡縣制早就出現，然後出現反覆，甚至分封、郡縣並行；最終才由郡縣完全取分封而代之。在分封制普及天下時，郡縣制只是特例，帶有實驗性質。而後來「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」，便強化郡縣的必要性。本註要強調的是，捨「實驗性質」的過程，便無法出現新的制度。因為制度更改是重大事件，王朝不可能貿然全面施行一種毫無所悉的制度。並且，在施行之後也不能不面對不斷修正。同樣現象也出現在西方的民主體制上。就是本文以下所述的「私」、「大私」、「極私」，也是逐漸形成、強化。
註十四：以上，本文雖不詳列證據。後面各卷有專文解說。至於老伙仔是否真有證據？那當然有，並且都是明明確確的證據。其實，僅從人口數、領土、經濟、文化這幾點看，中國都找不到亡於各弱小異族的理由。
註十五：可以一再驗證，就是科學。科學，就是可以百試不誤；雖經一再驗證，終不改其結果。
註十六：1486-1525，有智者腓特烈的稱號。「選侯」即選帝侯，是說神聖羅馬帝國中有七個選帝侯，他們有選舉皇帝的合法權力。其人中有三人是大主教，四個是世俗公侯伯爵。
註十七：「五德始終論」是戰國末期陰陽家齊人鄒衍所創的學說；陰陽家是戰國時代提倡陰陽五行之說的一個學派。傳說鄒衍最初以儒家思想周遊列國，後來他創造了「五德終始論」。他以五德相勝的理論，來說明朝代更疊的歷史循環觀念。他認為當一個王朝衰落之後，必然有另一種新興之德來取代，能夠體認到這個新興之德符應的君王，就可以取得統治天下的可能。後來董仲舒接受陰陽五行學說，作為他的哲學的形而上根據。這種思想，透過漢武帝「獨尊儒術，罷黜百家」，而深刻影響此後歷史中國的歷史演化。我認為秦漢以後的儒家，其實已與孔孟時期的儒家完全不同；雖然同樣掛著儒家的招牌。可以說，董仲舒的儒學是已經陰陽家化的儒學；而儒學又受法家侵入，逐漸形成我所說的「陰陽儒法」。這種「陰陽儒法」的儒家，我稱之為「傳統儒家」；以別於孔孟的「古典儒家」。
註十八：本書談「東方」、「西方」、「東西方」，以平常意義解；東方指涉的是中國，西方則是歐洲；東西方則泛稱中國、歐洲。為行文方便而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