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-8 自找的內憂（二）｜｜誣反事件模式之二 (洪明燦作)
「望中央，盼中央，中央來了更遭殃。」
｜｜｜｜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流傳的順口溜
「轟炸，驚天動地﹔收復，歡天喜地﹔接收，花天酒地﹔政治，黑天暗地﹔人民，呼天叫地。」｜｜｜｜二二八事件之前的「台灣四句聯」
由於大一統，所以帝王納天下於一己私囊的想法在歷史上獲得落實的機會。但因為「納天下於一己私囊」首先受到波及的必是諸公侯王大臣，他們既有的權力必受到帝王削減；原來那種國中有國的景象，不可能為帝王所持續容忍。不只是諸公侯王的藩國不保，在朝中丞相的大權也逐步流失。但諸公侯王大臣權力受損不能無聲，否則等於默認自己的權力可以被任意剝奪；而帝王為制止防範這些抗議聲音與行動，自然只有管制言論思想自由了。所以王朝在透過各種削藩手段以打擊諸公侯王之外，不能不進行言論思想管制。削藩、言論思想管制，帝王集大權於一身，等於極私統治哲學完整獲得落實；這自然引起一連串統治階層的鬥爭。
思想管制有兩種策略，一是砍腦袋，二是洗腦袋。我們將上述狀況大致整理如下：
一天下後，採用各種手段削藩，清除國中之國，或弱化之。
帝王集權 砍腦袋
言論思想管制
洗腦袋（「大張儒家之門」「禁百家之說」）
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屬第一種，速效但反彈力道亦強，終於快速終結自己的王朝。事實，劉邦之清洗功臣，諸劉、諸呂之相互清洗，與後來七國之亂諸劉對諸劉的清洗，亦沿襲這種砍腦袋的作法。
第二種策略是漢武帝「大張儒家之門」而「禁百家之說」，與漢光武帝「宣佈圖讖於天下」，然後又「桓譚非聖無法，將下斬之」的作法。一面「大張儒家之門」，另一面「禁百家之說」，兩手交互運用，迂迴前進，反彈力道較弱，但必須持久才能見效。當然，西漢諸帝都交互運用，既砍又洗；正如漢宣帝所說的：「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，奈何純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」（《漢書˙卷第十一》）漢宣帝是真懂劉邦以來所採的手段與精神，反正一手硬（砍腦袋），一手軟（洗腦袋；一面「大張儒家之門」，另一面「禁百家之說」）；這種「霸王道雜之」的作法貫穿兩漢始終。
至於東漢章帝的《白虎通德論》，號稱模仿西漢宣帝的《石渠議奏》，讓朝廷教廷化；由皇帝扮演教皇的角色，官僚、經師扮演神父的角色，都只是第二種策略（言論思想管制）的延伸。以「教皇」、「神父」作為圖騰（totem），隨後建立無數禁忌（taboo）；凡膽敢觸犯禁忌者，莫不給予重懲，以嚴刑重罰維繫圖騰之至尊至貴、不可冒犯的地位。所以，帝王兼又成為教皇，就是「霸王道雜之」的具體表現與高度成就。其手段也是砍腦袋與洗腦袋，只是洗腦袋獲得高度發展，儒學成為唯一官學，而皇帝則成為儒家經典最終詮釋者。
再透過禁忌，侷限天下人的思想空間，透過嚴刑峻罰侷限天下人之行為。既侷限了天下人之思想、行為，於是統治階級（教皇、神父）可以為所欲為。只看統治者個人自省能力的強弱，來決定他為所欲為的範圍與強度。不過，無論王朝如何砍腦袋、洗腦袋，或如何削藩、集權，最終都逃不過王朝自毀機制；因為在極私的大氣候下，能極私、會極私才是常態，強於自省、自制的人實在太少了。這屬必然現象。
所以，漢朝箝制天下｜｜包括有形天下與無形天下｜｜是個漫長的過程；劉邦自項羽手中爭得天下，那只是一個有形的空間，而且國內封國林立。他開始誣殺諸功臣奪回封國封給諸劉，文景則將諸劉的封國逐漸收攏到他們個人手中；然後漢武帝與漢武帝以下諸帝，開始利用儒家收攏意識形態（言論、思想管制）大權。意識形態的收攏過程，西漢宣帝的《石渠議奏》是個高潮，東漢章帝的《白虎通德論》出世，則代表帝王至尊的地位已經功德圓滿。到這時，才是有形天下與無形天下的真正一統。
但福禍相倚，秦三世而亡，自統一天下算起前後不過十五年；漢自劉邦到孺子嬰為王莽所廢共215年。不過，如果依照司馬光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二十二》，他說：「臣光曰：『孝武窮奢極欲，繁刑重斂，內侈宮室，外事四夷，信惑神怪，巡遊無度，使百姓疲敝，起爲盜賊，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。然秦以之亡，漢以之興者，孝武能尊先王之道，知所統守，受忠直之言，惡人欺蔽，好賢不倦，誅賞嚴明，晚而改過，顧托得人，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！』」
若非漢武帝後來所託得人，以他「異于秦始皇者無幾」，合理也應該喪國；那麼西漢的極私統治其實只能有120年左右的國祚。無論漢祚是215年或120年，比起春秋戰國時期的魯、衛、宋、楚、燕都有八百年以上的國祚，齊、趙、韓、魏至少也都各有三百年歷史看，顯然短得太多。此後各朝各代，國祚也都偏短；這又是古典中國與傳統中國之間一個鮮明的區別。至於《石渠議奏》、《白虎通德論》出現，固然帝王至尊的地位確立，卻也同時宣告學術死亡。
這裡要請讀者注意，我們並非在找尋一個不死的帝國，我們只是意圖理解領土大、人口多、文化高、經濟強的一個超級大國，為何會出現本書〈自序｜｜「何以至此？」〉裡的那些疑惑；以及王朝自我終結的過程。
倘若我們再將西漢作為一個統一的超級大國納入思考，這樣一個超級大國其實已經不存在足以為患的外患。缺乏文臣武將、訓練、補給的農民軍，應該也不足為王朝之禍。西漢純粹只因為內政問題而將政權喪失掉，就更足以理解其內政問題的嚴重性。也是說，一個擁有有形天下與無形天下真正一統的漢王朝，並不因真正一統而解決了所有危機，反而是產生了另種更大的危機｜｜內政。
內政危機當中最大的問題，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，就是廟堂學術的破產，導致「愚人以自愚」，與無窮盡的自找的「內憂外患」。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雖然能達到思想統一的成就，但更嚴重的卻失去「百家」的思想領域！所以，兩漢在有形天下的一統上，成就顯赫；不只國外無國，國內亦無國。但在無形天下的一統上，卻自我閹割、失地連連。首先自棄「百家」這個領域，接著儒家又只是帝王統一思想的工具。儒家既是工具當然也失去儒家本色；等於漢王朝自行放棄整個學術、思想範疇，於是只好引陰陽、圖讖當作是治國的根本學術。
但如今我們曉得陰陽、圖讖本就不屬學術，等於說兩漢在統一有形天下的過程中，同時將無形的意識形態天下自棄於不知不覺中。看他似在種瓜，其實是在種豆；或說看他似在種豆，其實是在種瓜。統一了有形、無形天下，卻出現「愚人以自愚」，因「自愚」與「愚人」而亡國；絕非瓜豆之律失靈。這成為一切內政問題的總根源！事實，秦漢的統治模式確立了此後兩千多年歷史中國各朝代的基本型態。這我們在此後各卷中會詳加討論的。
蓋「愚人以自愚」使得統治階層分不清何謂務實的治國之道、何謂忠奸；在權力空間之外，完全不知有其他空間存在。因此自內部引發無止境的內亂，再因內亂頻仍而導致外患叢生。我們上一文〈1˙7自找的內憂（一）｜｜誣反事件模式之一〉，開始以四種類型的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解說內亂的原由。
以上四種類型的誣反事件模式，一、二類型關乎統治階層，第三、四類型則關乎小民。一、二類型導致「官不聊生」，三四類型則導致「民不聊生」。本文針對導致民不聊生的第三類型「誣反事件模式」做進一步解說。
我個人之所以作出「誣反事件模式」這樣的論斷，最初就是從1947年台灣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中歸納所得。我認為，如果能就這問題作更深入的套討，那麼就更容易理解「王朝自毀機制」是如何地在運作。理解「王朝自毀機制」如何地在運作，那將可以更深入理解中國歷史演化的內在邏輯。因為，這絕非單一事件，而是密集以模式出現的歷史事件模式。本文就從二二八事件入手，深入解析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；讀者可以透過這模式解析，理解歷史中國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是如何在運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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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戰結束後，國府派遣以陳儀為首的官、軍進駐台灣，受到台灣人民高度熱烈歡迎；這可為當時台灣人民樂於回歸中國作為證明。換言之，日本五十年統治並未消滅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感；相反的，更由於睽隔五十年，又受日本殖民剝削，當時簡直就是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」。
但對生長於日據之後，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年輕一代而言，則又另當別論。這些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年輕人，基本上多數已經接受日本作為「祖國」﹔他們雖然在教育與就業上受到歧視，但因整體教育徹底，觀念已經相對被形塑完成。
日本占領臺灣前後不過五十年，時間並不算長；以這樣的時間要徹底消滅臺灣人的漢民族與漢文化意識是不可能的。但對當時參戰青年而言，他們大都出生於甲午戰後二十餘年至三十餘年間，已經接受完整的日本基礎教育；在意識上已經屬於較純粹的日本意識，這與他們的上一代有明顯區別。
這種認同就是臺灣光復時，臺灣民眾熱烈迎接國府軍隊，與陳儀等治台班子的歷史心理因素。基於民族情誼，與剛剛脫離政治孤兒身份的原因，臺灣人民當時對中國確如大旱之望雲霓﹔熱烈慶祝光復迎接國府官兵的盛況，更勝於中國任何淪陷區之歡迎大後方官員將士。
被蔣介石愛將湯恩伯譽為「受降專家」的邵毓麟，與陳儀一同抵達台灣時對陳儀說：「這樣的歡迎行列，要比何總司令（即何應欽﹔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）抵達南京的情形，更為熱烈，這亦可見國土和同胞，淪陷愈久，其回歸祖國懷抱的熱忱亦愈烈，真是感慨萬千。」（註一）
《民報》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頭版標題「萬人巷空歡聲雷動抗戰將士安抵台灣第七十軍由基隆登陸」
但同時不能忘記一件事，這時參戰青年大都都還在海外，他們本來就懷有相對較純粹的日本意識；他們在此時，無從感受並認同他們父執輩的祖國情懷。並且，當他們回到臺灣時，駐臺國軍與官員早已快速將臺灣搞得烏煙瘴氣；所以在當時的情緒上而言，他們是懷著較純粹的日本思考來接受漢文化最黑暗的一面。這是歷史事實，也是二二八發生後，參戰青年積極投入對抗國民黨政府；並在事件後，對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漢文化產生排斥的主要因素。
在參戰青年從海外返臺，到二二八發生這段不長的時間││幾個月到十餘個月不等││他們無從感受到長輩的民族情懷，卻真確地認識到接收官軍無能、腐敗的惡劣政治文化。這點不能不特別指出。到國府遷台十幾二十年後，當時參戰青年都已進入壯年，他們都時常以「日本精神」自詡；以貶低中國式官場文化，意味著他們認為中國式官場文化是一種低級的貪瀆文化。
以我個人經驗而言，我的父執輩們年輕時（大都生於1920-30間，二戰結束時他們都在二十歲左右），有相當高比率的人仍非常懷念「日本精神」，而對當時台灣政治汙濁的情況嗤之以鼻。再以我個人（生於1951年）親身體會而言，當時各機關公務員、員警的態度，幾乎清一色僚氣淩人；甚至包括機關裡的工友也不例外。台語所謂「腳踩馬屎，憑官氣」是也。就算工友｜｜包括台籍在內｜｜也高百姓一等，遑論臨時聘僱以上。至於主管，那就幾乎成為地方一霸，人人得哈躬彎腰；這種階級現象非常突顯。
我兒時住家在屠宰場附近，鄰居大概都以對方之名互稱，對長輩則加個「伯、叔、姑、姨」等稱謂。但，當時一位稅捐稽徵處派駐屠宰場的外省籍稽徵員的本省籍妻子，則被共稱為「太太」。這「太太」的意義相等於「夫人」，而那位稽徵員則是我們住家附近唯一的一位「官員」；雖然只是最基層的公務員。人人對他們一家大小哈躬彎腰，但也敬而遠之；就別說那些在屠宰場工作的人員與肉販，送禮、送錢都只是常事。蓋，我家對面就住著一戶肉販，所以我瞭解這些事。
回顧當年又回顧歷史，我認為這種現象固然與日據時期的殖民統治有關，公務員尤其員警在地方上地位高高在上；但應該與國府自中國大陸帶來的習氣更密切，畢竟這時已在國府統治之下二十年以上了。至於當年公務員貪瀆與否，則非我所能論證，但風言風雨極多，且流傳極廣。
當時所謂「中山袋」｜｜中山裝上又多又大的口袋｜｜就隱喻著官僚貪瀆的胃口極大。中山先生的歷史美名，而被「中山袋」汙名化至此，可見基層社會對普遍的貪瀆感到多麼不耐。上述那位屠宰場稽徵員後來就因貪瀆去職。
回歸光復初期，當年接收臺灣的官員與軍隊，他們一方面長期生活在戰爭中，尤其當時中國普遍貧窮落後；一到相對富庶、進步的臺灣，簡直以為進入天堂。加上傳統漢政治文化無官不貪的習氣，臺灣立刻成為大肆攫掠的目標。
攫掠之餘，政治鬥爭隱隱出現；陳儀是政學系，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代表黨系（CC系）、台灣警備司令參謀長柯遠芬代表軍系（軍統）、臺灣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代表蔣經國體系，各國民黨派系在大肆攫掠之餘，權力鬥爭隨即上場。以孔宋（孔祥熙、宋子文）為主的孔宋系雖然在以後的惡鬥中較為次要，但他們早就透過所掌控的行政院的行政體系，掌握住臺灣最重要的資源（註二）。
爭奪資源財富時，各派系有志一同，但所獲多寡則通常難以服眾；這是產生惡鬥的原因之一。基本上，國民黨內部的這種惡鬥，在大陸時期原本就存在，也在歷史上普遍存在，現在不過延續過去的歷史習性罷了。而臺灣相對富庶，則激化彼此的矛盾更加突顯。
邵毓麟在《勝利前後》，p87說：「第二天，蒙委座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簡稱，指蔣介石）召見垂詢詳情，我在據實報告收復地區一般情勢後，強調接收問題的嚴重性，我還記得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：『像這樣下去，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，但我們將喪失了民心！』
日本是在1945年8月15日宣佈投降的，隨後開始接收敵戰區，因此這段對話應該就在1945年中。同段文字又繼續說：「在旁一位侍從室同事，在我辭退出門時悄悄地告訴我：魏德邁將軍在我報告前幾分鐘，根據美軍顧問的情報，也曾向委座提出類似的報告。」可見當年接收敵佔區與台灣時，接收人員所造成的情勢紊亂，已到動搖國本的地步！蔣介石顯然也知道這種狀況。
這時，同時存在一個不能忽視，卻一直被忽視的重要因素：臺灣人的尊嚴與利益沒人在意。
官員在爭奪與鬥爭中，一直忽略臺灣人的感受與實質利益。戰後經濟因破壞而艱困，大批復員青年陸續返台，不只工作難覓甚至衣食不周，卻見官兵醉生夢死、沈迷酒色。以林獻堂為代表剛選出來的各級民意代表，對政府建言都不獲采納；軍隊甚至派車公開執槍、架設機槍、無償搬運農會倉庫存糧（註三）。至於軍紀之壞也大開臺灣人眼界；軍警糾紛時，官長帶隊架起機槍掃射警察局（註四）﹔軍人三五成群攜槍亂晃，甚至執槍搶劫處處可見。這些都嚴重挫傷當時台灣人的利益與尊嚴。
《民報》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登出標題「要求發還繳米農民包圍新竹市衙吏員因辦法不公致遭一場快打」。等於省長官公署開張二十日不到，就在新竹引發抗爭；速度真是快。
臺灣當時報紙登出「蓬萊島不是梁山泊」的標題（註五），可見當時治安之混亂已經非常嚴重。這與日據當時治安普遍良好形成強烈對比，就更刺激才從海外復原返台的參戰青年。而這些青年都受較純粹的日式教育；並且，這些參戰青年戰後返鄉的過程通常都頗為崎嶇、艱辛，導致他們在返鄉之前，對國府已存下極惡劣的觀感（註六）。
《民報》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
《民報》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六日
臺灣在戰爭期間雖然面臨許多艱困，但日本總督府行政效率良好，基本上每個人都窮，但窮的平均；而且社會秩序一直都在軌道上。日本員警雖然高高在上並且殘暴，但執法嚴正，法院也都依法審判行使職權，這是台灣雖然處於戰時，飽受美空軍轟炸，卻不致引起社會秩序大亂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至於台灣光復後則截然相反（註七），非戰爭時期卻比戰爭時期更加艱困。
官員軍隊都大發接收財，誣民為臺奸、漢奸，以索取重賄。官員貪財好色又一事不辦，軍隊到處惹事生非，持械騷擾民眾時有所聞。中央為內戰故，積極要臺灣當局運送各種物資斂財備戰。幾種因素結合之下，失業、物價上漲、治安敗壞、民心浮動一起出現；但官方視若無睹，依然我行我素。戰後竟比戰時艱苦。這時各種對官方不利的謠言已經開始傳出；盡管只是謠言，也無從證實，但人民喜歡聽、喜歡傳，意味著民心已經完全背離（註八）。而這正是國府在中國大陸失敗的預製版。
以上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空背景。不理解當時的背景，無以理解二二八事件。
1947年2月27日夜，距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不過僅僅十六個月，一件非常單純的取締私菸的、僅可罰款了事的小事，引爆了二二八事件。
在取締過程中，一個執勤人員以槍柄打傷賣私菸婦人流血，引起旁觀民眾不滿要扭送該員法辦。該群執法人員在驚慌下落荒而逃，途中開槍示警，卻不幸命中一位在路旁旁觀的民眾，造成死亡；這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。該槍殺民眾者後來逃入憲兵隊受保護，而民眾則整夜包圍憲兵隊。違警取締事件在此升等為司法事件。
天亮後，臺北市各地人心已經稍有動盪，但基本上因取締私菸誤傷人命，只是單純的司法案件，不至於擴大成政治災難。但當死者家屬與民眾結隊敲鑼打鼓步行至行政長官公署〈今行政院現址〉陳情，不料長官公署屋頂的警戒機槍卻向人群射擊，死傷各數人。自此開始，違警取締事件升等為司法事件，而司法事件又再度因機槍掃射而升等為政治事件！
當時，群眾無可理解，為何向政府陳情都要受機槍掃射？這是二二八事件一發不可收拾的重要關鍵點。忽視這個關鍵點，無以理解二二八事件。
於是人群開始變成瘋狂並向四周擴散，每遇穿著中山裝、旗袍的外省人就當場給予痛毆，甚至毆打致死。並喊出「打死外省人」的口號。這時民眾將陳情卻受到掃射，與官、軍腐敗，簡化為統治階級包庇外省人，同時將所有外省人視同統治階級看待，認為這個統治階級本來就是來攫掠臺灣、迫害臺灣人的。
可以說，行政長官公署前掃射，將臺灣人十餘個月來的新仇舊恨完全綜合在一起，並且「似乎」得到邏輯上統一的基礎。當然，「將所有外省人視同統治階級看待」是錯誤的，畢竟並非所有外省人全都是官、軍，或與官、軍有所關聯；更非所有官、軍、外省人都自視或成為為統治階級、攫略者。不過當時確實有被簡化、扭曲的情形出現。但，這還不是二二八最血腥的一面；這只是個起頭而已。
負責臺灣治安重要工作的臺灣省警備司令部，一向由參謀長柯遠芬負責，我認為陳儀雖為台灣省長官兼警備司令部司令官，但介入不深。事後檢討柯某當時言論，可以結論柯某非常重視防諜工作，也就是他非常在意防止中共滲透臺灣。當他聽到人民為著取締私煙引發躁動時，他的第一個反應，不是民眾對政局情緒極度不滿，而是先入為主的成見：奸匪（共黨）策動。可以論定他從事件一開始｜｜即長官公署潛機槍掃射，群眾喊岀「打死外省人」以前；這是二二八的關鍵點｜｜就以國共鬥爭的眼光來看待最初的騷動。
事實，最初出現騷動時，那時還無所謂二二八事件；那時只是一群民眾要追拿誤傷人命的查菸員，所引起的局部性的小騷動而已。柯遠芬在出現這小騷動之時，就替事件定性為奸匪策動。可以確切地說，這是以先入為主的主觀態度，為正在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定性。這是一個與民眾認知落差極大的地方，但事實上卻又是官方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基調；但這基調卻與台人的認知，也與事實完全兩樣。
動盪初起，官方固然也採取安撫方法，但台北憤怒群眾則占領一個廣播站，開始對臺灣全省廣播二二八事件過程。僅僅只是廣播，就激發起各地臺灣人十六個月以來抑壓的仇恨情緒，全省由北到南逐漸引起毆打外省人的風潮。由此似乎可以反證駐台官兵，在到台灣後的所作所為，對台人的刺激有多嚴重。
官方委託數位較為親近的本省人，透過電台廣播說明官方安撫立場，但效果不彰；民眾質疑這幾人的立場與動機。動亂迅速傳向基隆，南下新竹、臺中、嘉義、臺南甚至高雄，已經蔓延全省。蓋人心積憤已久。
並且，查菸員誤殺民眾這件事只是司法事件，不足以引發這樣大規模動亂，這是可以理解的；是過去十六個月來，蒞台官、兵的所作所為，與長官公署前機槍對請願群眾掃射，才具有如此龐大的能量。這時，多位臺灣民意代表經長官公署委請與同意，在臺北組成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（以下有時簡稱為處委會），進行安撫與善後工作。這些人士的社會代表性良好，工作成效較為顯著；基本上維持臺北交通、糧食、治安不繼續惡化，甚至開始有穩定、轉好跡象。並且這種穩定、轉好跡象逐日向中部、南部影響，除少數地方外，全台秩序逐漸恢復。
但事情之不可逆轉，宛如命定；部分官方人士開始著手策劃一系列陰謀。
我分析官方的動機如下：官員貪瀆與低效率已如上述，這是二二八的遠因；處理取締事件不善，竟然釀成族群流血對抗又如前述，這是導火線。總之，取締事件升等為司法事件（誤致人於死），司法事件再升等為政治事件（長官公署前機槍掃射與毆打外省人甚至致死）；前後不到二十四小時，景況相當緊張。
這種種緊張且快速升等的情況在事件平息後，合理將使大批違法犯紀官員下臺甚至受到法律制裁；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。其次，如柯遠芬一流人物，一口認定二二八是奸匪（中共）策劃，而非民眾臨時起意的抗爭，我們可以分析柯某等人的基本心態。
參考他在事件後所寫的《事變十日記》（註九），可以明顯看出他在事件當日，一接到訊息就已經「但我的感覺有些不同，認為幕後必定另有人在煽動」（p230，這時機槍掃射事件尚未發生）﹔甚至同日半夜就認定二二八是「自然有奸人從中策動」（p233，這時機槍掃射事件已經發生）。在這《事變十日記》中，顯然可以看出他是以感覺作判斷基準，而非以證據作判斷基準。
三月二日，柯遠芬指出「而台中情形又比較複雜，奸偽份子較多，這裡暴動方式也不同，紅色恐怖從此開始，對憲兵隊、倉庫，集團管區等軍事機關一開始攻擊了，這是事變的一個劃時期，他們提出了打倒一黨專政、打倒國民政府˙˙˙等反動口號，而領導人物就是有名的女奸偽謝雪紅，從此我們亦改稱暴徒為奸偽。」
柯遠芬單以謝雪紅在台中領導部分民眾攻擊軍事機關，並提出一些反動口號，就「改稱暴徒為奸偽」。
試想，二二八事件發生在臺北，事件過程中，南北交通中斷；以謝雪紅在台中反動，而將全省「暴徒」改稱為「奸偽」；以台中一個謝雪紅（與她所領導的一群人）的作為，為全省性的事件定性，這是什麼樣的邏輯？
事實，謝雪紅在台中確實有一些影響力，但也僅限於台中（後來轉戰南投一帶）；並且，她只是台中具有有影響力的人士之一而已。除台中之外，那全省其他各地莫非也是共產黨所領導？顯然柯遠芬這樣的推理是站不住腳的。就算是台中，當地介入事件處理的仕紳，也無不想與謝雪紅劃清界線；因為謝雪紅的共黨色彩，早在日據時期就為人所知。她並因此而入獄。
並且，「我自己這樣想，本省政治失敗，並不是政策上有什麼錯誤，或者人事上的不臧，而完全是這『信』字沒樹立，本省的同胞，因為尚缺乏中心思想，又沒有國家觀念，對國家的一切都沒有信心，所以一切的施政，他們都以為是壓迫是虐待，一切的誤會都從此而起」（p234-235）。
在《事變十日記》中，他甚至開宗明義指出「如果將全事變分成兩個時期，那第一個時期就是從二月二十八日起到三月八日為止，這九天是叛亂時期，亦是一黑暗時期。第二個時期就是九日以後的平亂時期，亦是一光明時期。」（p228）
他將駐台官兵十六個月所作所為一字不提，對報章連篇累牘的報導亦一概視而不見，好像駐台官兵全是善男信女；並且「並不是政策上有什麼錯誤，或者人事上的不臧」。直接將責任推到台灣人「沒有國家觀念」，這種似是而非、無可求證的誅心之論上。以他作為「我亦就此成了事變中的一個主要人物」（p228），可以清楚看出當時居高位者避禍、建功的心態。
「並不是政策上有什麼錯誤，或者人事上的不臧」，這為避禍。二二八事件既是如他所稱的屬奸匪策動，並且當時國共正在激烈對抗中，那當然應該鎮壓，而且鎮壓必然有功。建功與避禍成為柯某一類人物的思考主軸。「實際上他本人（柯遠芬）就是違法殺人作惡，所以他不能詳作報告。有林家花園主人林某（按即林宗賢），柯說他曾參加暴動，命其寫悔過書即可無事。等待林某悔過書寫成，柯即據其悔過書加以勒索钜款。」（《楊亮功年譜˙〈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〉》，李雲漢等編，聯經，1988。）原來，二二八除了是部分野心者避禍、建功的工具之外，還能發財！
於是趁處委會進行安撫善後之際，積極多方向中央建言派兵鎮壓。這是一石三鳥的妙計，避禍、建功同時發財；於是，在這樣詭異的邏輯下，二二八悲慘的結局早被決定。
持這種論調的有省黨部、警備司令部、憲兵隊等，從此，這個說法成為官方統一的口徑。後來連陳儀也不得不持同一論調；因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一職已成覬覦爭奪目標，陳儀有被孤立的跡象。他們分頭各按自己在黨內、在軍政機關內的管道向蔣介石報告，爭取認同；而蔣介石果然也聽信這一說法（註十）。
當中，雖然臺灣省民與旅居中國大陸民眾，多次利用各種內外管道向中央說明，但蔣介石顯然並未接受；他接受的是台灣的官方說辭。這就定下二二八最終命運的基調：二二八「果然」是奸匪策動！
但在台官方不能只有判斷而無證據就論定二二八是奸匪策反。於是當中央回電，將派軍赴臺後，黨部與軍部各方開始積極製造證據，「證明」確實由奸匪策動了二二八（註十一）。
這就已經是誣以謀反的陰謀手段了！
其中包括利用流氓許德輝（註十二）由蔣渭川推介（註十三），主持二二八處委會之下的維持治安團體，使成為臨時治安維持團體的領導人（註十四）﹔再利用流氓殺人搶劫，而誣處委會故意製造混亂，目的在激化人民仇視政府。最主要的是製造政府必須強力鎮壓的罪證。
軍方甚至招集學生，藉口希望學生出面協助維持治安，卻將學生槍殺後，再換上日軍軍裝或國民服（註十五），將屍體丟置在圓山軍械庫附近，說學生要搶奪軍械（註十六）﹔並安排一批人利用夜晚「搶劫」臺灣銀行（註十七）。這便是栽贓。
同樣，派出大批人馬在處委會開會時製造混亂，並利用混亂之際將比如「撤銷警總」這樣一些顯然有「叛國意圖」的條款加入議決事項。這時，臺灣人正恨軍警，有人提出這樣的議題，又有一群官方暗中安排的特定人起哄支援，在混亂中通過並非不可思議。但臺灣人││尤其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員││終於落入叛國罪證之中。
其中尤其不可思議的是，一位任職於警備司令部的名為林正亨的人，從三月三日到三月七日數次找蔣渭川密談，要求蔣渭川帶頭叛亂，而蔣渭川數次給予拒絕；但蔣雖然知道林正亨任職於警備司令部，卻也未檢舉。而林正亨正是三月八日晚，製造圓山屠殺的「主角」（註十八）。
於是，有處委會議決的「叛國」文獻資料，隸屬處委會之下的治安團體（由蔣渭川推薦的流氓許德輝率領）帶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，還組織學生與青年搶奪軍械並搶劫銀行，這不是叛國是什麼？
這些精心誣造叛國證據的事情，在數十年後賴僥倖脫逃的當事者出面指證，或賴文件佐證；可以釐清事實真相。而當時蔣渭川與省黨部主委李翼中、憲兵團團長張慕陶的關係，顯然被惡毒地利用；蔣渭川拒絕林正亨的煽惑，但忠實地在處委會中扮演官方所期待的角色。殊不料屠殺一開始時，蔣渭川也成為滅口的對象！
蔣渭川僥倖在槍口下逃脫一命，卻犧牲了一個女兒的性命，又重傷了一個兒子。
而這個犧牲了一個女兒，又重傷了一個兒子，當時不經審判要被當場處決的蔣渭川，僅具日據時期國校畢業學歷的人，後來竟然在同一個政府之下，高升為台灣省民政廳長、內政部次長的高位！中華民國歷史上，恐怕僅此一人！
但我們看國防部《台灣（三十六年）二二八事件記言》密稿（註十九），卻開宗明義兩次直指「奸黨」，顯然國防部密稿承襲柯遠芬的說辭。而且說「就各派活動情形言，以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民主同盟分子為此次事件策動之要角，而陰謀分子及附從奸黨分子為台灣建設協會首要蔣渭川、呂伯雄等。」（p24）
可見國防部的密稿簡直通篇胡扯。蔣渭川在被滅口的槍口下僥倖脫逃，事件後逃亡一年，逃亡結束後不久，被任命為省民政廳長（民國三十九年一月）、翌年升任內政部常務次長。豈有國防部所指稱的「奸黨」、「首要」，先後兩度被任命為台灣省民政廳長、行政院內政部常次，而國防部悶聲不吭的道理？由此可證國防部密稿實在莫名其妙。蔣渭川僥倖脫逃，後來又任職政府高位，這是二二八給定性共黨叛亂的一大漏洞。當然，二二八事件的漏洞不僅於此。
後來的回憶，與許多倖存者的紀錄，與當時由中央派赴臺灣的監察使楊亮功，所留下文件耙梳後亦可佐證。這些人證、物證淹沒數十年而不至消失，經學者細心耙理分析，證明歷史終於要顯露事實真相。
當然，上段所述的回憶、紀錄、文件，甚至當事者蔣渭川後來所寫的《二二八事件始末記》也未必全然可信。但最大的證據在於所謂的奸黨││也就是中共││當時並無能力在臺灣同時多處舉發抗爭。
當時中共在臺灣確實有組織存在，但如今可以證明確認規模極小。當時中共在臺最高負責人為蔡孝乾（註二十）；連最高負責人蔡孝乾都被捕並投降，還供出整個組織，由國府破獲。當時台共組織規模如何、力量如何，台灣國民黨政府於二二八事件後，當然可以理解得非常清晰。
蔡是台灣人，曾加入農民組合，逃離台灣後曾隨共軍兩萬五千里長征；光復後返臺。但到二二八發生時，返台時間過分短暫，組織尚未有所發展；而他無力也無見識預知台灣會出現全省性大型暴力抗爭。所以，基本上當時中共在台組織、人員，所可採行的動作不多，且不居重要性。
至於中部則有謝雪紅，這時謝有組織，也曾向蔡孝乾警告臺灣可能發生重大變故，蔡不理會；而她這時才重新口頭加入中共不久，也只在臺中有些影響力。並且她的共黨色彩早就十分鮮明；在日據時代就曾因共黨身份被捕入獄，台中地區仕紳避之為恐不及。可以說明她在台中地區的影響力也是有限的。
並且，終二二八始末，她一直都在台中、南投一帶活動；更由於當時交通中斷，郵電不通，對於二二八的重點臺北，她完全無能為力（註二十一）。另外嘉義有張志忠，但他和蔡一樣，兩人才一起回臺不久，而且嘉義也不是他的地盤；後來嘉義的抗爭激烈，流血慘重，也與他完全無關。
蔡孝乾、謝雪紅、張志忠，就是當時臺共最重要的三位領導人，而這三人對整個事件的發展其實並無什麼影響，這全都是可以確定的；所以，二二八事件根本與共產黨（奸匪）無關。二二八之後，有相當一些人逃亡中國大陸，後來甚至加入共產黨；但這些人當時還非常年輕，幾乎全是學生，對大局沒什麼影響力，就是事發當時也大都不具共黨身份。
以後出土的各項證據，與當時臺共無力在台主持這麼大型的抗爭研判，二二八給定型為奸匪策動的反叛，完全是不義的行為，是陰謀、誣反。是部分官員為避罪，部分企圖藉鎮壓建功，所聯合起來製造的陰謀；將臺灣省民突發抗暴、官逼民反的行動界定為中共策動，當然是「誣以謀反」的行為！
※ ※ ※ ※
但這種誣以謀反的政治遊戲，事實存在中國數千年，成為一種玩之不厭的政治小把戲。我讀清末史，見下列幾點記載，其景其情，與二二八宛如同出一轍：
李守孔教授著《中國近百餘年大事述評》，p1217載當時狀元出身的大名士、實業家張謇辭清廷宣慰使及農工大使電文說：「‧‧‧且罪己之詔方下（作者按，即以溥儀名義，在辛亥發生後所下的罪己詔。清廷下罪己詔目的欲與革命軍和談），而廕昌漢口兵隊於交戰之外，姦淫擄掠屠殺數萬於前，張勳江寧駐兵，不在戰期，閉城淫掠，屠殺五六百人於後，‧‧‧。」
周開慶（周開慶曾任經濟部主任秘書、國大代表）著《四川與辛亥革命》，p159轉載清廷資政院總裁李家駒奏摺：「‧‧‧，（趙爾豐）又任督練公所道員王棪、田徵葵，督幕饒鳳藻認團（鄉團）為匪，開炮擊斃數十人。該督復故意取鄉民平時辦團所用之戈矛，飾詐罪據，巧構反狀，據以謀逆，朦混入告。罔上殃民，至於此極。該督意猶未足，復電告示東三省督臣趙爾巽（作者按，川督趙爾豐的兄弟），請調五營入川助剿。託言川東兩道不遵調遣。時則新津、雙流、浦江等縣，均有屠城戕害生命多至數萬之事。川人何罪，逢此屠伯，其違法激變又如此。‧‧‧。」
張謇、李家駒都是當時名重全國的人士，所說的事件載於上達朝廷的官方文件，內容應該可信；這其實與在台灣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，沒什麼本質上的不同。換句話說，二二八「事件模式」幾乎已經可以成立。
從中國古今歷史觀之，最高統治者對下屬貪瀆、濫殺無辜通常並不關心，統治者關心在意的只是下屬是否將背叛他。只要下屬忠於上，做一些害人利己的事並非不可饒恕。史書所載，許多酷吏、屠伯大興冤獄、濫殺報功，反而被帝王視為忠心。所謂「稅民深者為明吏」、「殺人眾者為忠臣」（《史記˙卷八十七》），過去在中國內地大量長期發生。
最初，我讀清末民初名士羅惇曧的〈中日兵事本末〉（收於廣雅出版《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》，1982，p559）：「朝民（朝鮮人民）素親中國，聞大軍至，爭獻酒漿餉軍，而軍士殘暴奪財物、役丁壯、淫婦女，衛汝貴軍尤甚，朝民大失望」，甚感不可解。哪有宗主國去支援藩國的軍隊，反而殘暴如此的？但讀到同文所載衛汝貴之妻，貽書給他說：「『君起家戎行，致位統帥，家既饒於財，且春秋高，望善自為計，勿當敵前。』汝貴守婦誡，益避敵軍，敗逃後，日人獲其書，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。」（p560-561）才認為甲午戰爭清方之大敗，實在敗得並非毫無道理。
但留下一個問題｜｜為何清軍會是這個樣子？或者說，當年到台灣的國軍會是這個樣子？本書各卷就是要解析這個問題的根源。
而二二八事件前後，「軍士殘暴奪財物、役丁壯、淫婦女」的現象就在台灣發生；唯一差別的是，台灣經過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，已經從殖民者身上學習到何謂法治的一些概念，人民已經無法忍受這些情景。
基本上而言，二二八的歷史實情已經浮現，雖然還很多史料未曾開放，導致無法確晰其中每一細節。但在台統治者為避罪、建功與謀財，聯合陰謀誣栽台人的事實已經可以確認；並且是二二八之所以給定性為奸匪策動，導致後來清鄉、屠殺的主因。
但，最詭異的還在於處委會成立後的三月三日左右，臺北情勢已經恢復控制時｜｜林德龍輯註之《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》（自立晚報出版，p52）載中央社臺北三月四日午電云：「今日，臺北市秩序全部恢復，全市商店開門營業。記者今晨乘車巡視市區，汽車穿梭往來，臺省以及外省同胞，熙熙攘攘，面帶笑容。‧‧‧」；同段電稿又云：「鐵路交通已恢復，臺北至新竹間，今晨即已暢通。」p53同日中央社訊云：「據交通處長任顯群稱：今日各線鐵路均已通車，南北一線上下行列車，今午已於台中錯車。」｜｜可以確定局面已經全面緩和。從基隆到嘉義、臺南與高雄混亂的情況也出現逐漸緩和現象。既然局面在處委會努力之下快速回穩，那麼這應該是個和平善後的機會。
但這個最後的轉圜機會卻給惡意地喪失；原因只為著建功、脫罪、發財。這才是二二八悲劇的最重要關鍵！
部分官方人士顯然不做和平善了之想，所以才會發生「三月八日午前，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，尚未靠岸時，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。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配合下列及架起機槍相岸上群眾掃射˙˙˙」（註二十二）這樣的慘事。顯然官方自始就不想和平解決，他們只是拖延至大軍抵達而已。既然軍隊已經來了，那就赤裸裸地幹了！
並由北往南清洗，進行所謂清鄉，擴及全省。這又讓執行任務官員製造了一次發財機會；當時，許多無辜民眾為了保命，不得不付出大筆金錢買命。
而正如前文，早在三月四日〈中央社臺北四日午電〉已經說明「今日，臺北市秩序全部恢復」、「鐵路交通已恢復，臺北至新竹間，今晨即已暢通」、「據交通處長任顯群稱：今日各線鐵路均已通車，南北一線上下行列車，今午已於台中錯車。」景況如此，這還有必要在軍隊登陸之前，就先海、陸砲轟夾擊，機槍掃射嗎？
在國軍全面掃蕩的過程中完全無公義可言。有外國外交駐臺人員留下紀錄說：國軍沈醉在「扣板機的快感」中（註二十三）。這已經從屠殺中取得樂趣，毫無人性可言。
當年國軍兵匪不分｜｜事實是中國歷史上的軍人多的是兵匪不分，《卷二》以下各卷，我們將看到更多｜｜這幾乎成為傳統。而軍人之所以敢於沈醉在扣板機的樂趣，自然與官長管理鬆懈、不管理、甚至帶頭作惡有密切關聯。也就是說政治已經完全腐敗，一切制衡、管理機制都完全失效。否則不致有這種狀況出現。
回首歷史紀錄，甚至檢點近代中國政治，幾幾乎可以確認傳統政治就是統治者為所欲為的紀錄。二二八不過是其中一筆不大不小的帳目罷了。
整個二二八事件中，犧牲最多也最淒慘的應該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；許多知識分子在光復至二二八事件十餘個月期間，無意中得罪某政府官員或軍人，這時都藉機公報私仇；讓屠殺無限制擴大。國民黨現任主席吳伯雄的伯父，當時是個司法官，逮捕後不經審判就槍殺於荒僻小徑橋下，一同犧牲的有好多人；屍體任意棄置。臺北市參議會參議員林添燈，據聞被憲兵隊淋澆汽油活活燒死，同樣不經起訴審判，也不見屍體。臺大文學院院長，《民報》負責人，臺灣人中第一位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林茂生，屍首從未被找到。許許多多的醫生、律師、教師、商人、企業家、記者甚至政府中具有正義感的官員，都喪失殆盡。
折損最嚴重的還不在錢財、人才，是社會的公義；這成為臺灣人心中永遠的痛，也是後來「日本精神」被突出，中國式官場文化被蔑視的起因。政治成為不可碰觸、不可言論的魔域！我當年年幼，無法理解父執輩老是大談「日本精神」的原因，甚至還高度反感，認為他們確實被奴化。一直到我深刻研究二二八事件與中國近代史如上述之後，才體認他們大談「日本精神」是有其歷史原因的。因為那是他們唯一可拿來與二二八事件作比較的另一個「標竿」！
二二八死亡人數迄今尚未有定論，或許永遠不會有定論。臺灣當初滿心喜悅熱烈迎接祖國，竟然以如此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二二八事件結局；這是嚴重的精神剁傷。
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，在中國兩千多年文字歷史上不是第一件二二八，當然，也不是最後一件誣反事件模式。我長年閱讀、思考兩岸歷史與文化，特別注重一再於歷史上重複發生，而本質相同的事件；我認為這些具有普遍時空意義的事件，足以建構成模式，以作為解析歷史的工具。
一再反覆發生，當然具有普遍時空意義；具有普遍時空意義，則足以建構模式，並意味著文化上賦有這種傾向，或說具有這種因素。而發生於台灣的二二八事件，好似就是這麼回事。事實，除了台灣的慘劇之外，二二八事件模式也以不同形貌在當時中國大陸各地出現。
在二戰結束後不久，中國大陸流傳這樣一段順口溜，說：「望中央，盼中央，中央來了更遭殃。」可見戰後國府接收各地淪陷區，都發生了許多類二二八事件；「更遭殃」顯示回歸自己的政府統治之下，遭遇竟然不如敵佔時期。
這也許是實情，也或許只是順口溜言詞誇大；但人民在自己政府之下受到軍、政、黨迫害，絕對是不該有的事情，尤其更不該為「更遭殃」。這也是不合常理的現象。整體而言，當時大陸各地的遭殃程度與規模，應該不如台灣的二二八，事件過程也沒台灣完整。（註二十四）
稍具中國近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，當時黨、政、軍一回到敵佔區，確實爭相反覆接收各種公私資源，化公為私，行為糜爛；甚至動輒將漢奸罪名扣在人民頭上，以遂行強佔目的，完全無視於人民的痛苦；這種現象普遍發生，不只在台灣一地而已。
這種在光復區為所欲為的惡劣行為，其實正好將民心奉送給與國民黨對抗中的共產黨。國民黨在國共鬥爭中佔盡一切優勢｜｜包括經濟、軍力、外援˙˙˙｜｜卻不得不敗退台灣，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；蓋，黨政軍在淪陷區收復後的所作所為，應該要負相當大的責任。這其實就是醞釀二二八模式事件溫床，也是「王朝自毀機制」的重要一環。過去由於管制，幾乎看不到有任何有關這段歷史的敘述，現在則汗牛充棟，應該可以不必做更多說明。
到這時，我雖然有此「發現」，但還未將之視為一個事件模式。簡單言之，抗戰勝利後，台灣與中國大陸各地，尤其昔日的淪陷區，發生了一連串規模大小不一的泛二二八事件；「二二八事件模式」或許並不存在於其他的歷史時間上，但此時此刻事實存在，只是我沒特別注意到罷了。
※ ※ ※ ※
我花了不少精神、時間，仔細研究二二八事件；數年後，有機會重新閱讀中國作家李一冰所著的《蘇東坡新傳》，才悚然若有所悟。
早在好多年前我就看過李著《蘇東坡新傳》，但隔時已久，印象已經模糊；只記得作者功力深厚，這書值得一讀再讀。這時正好有些空檔，於是重新看了一次。不料一翻開書不久，就被下列一段敘述嚇著。內容如下：
「宋為澈底矯正前代藩鎮的弊害，採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，不使地方掌握兵力，不使地方留存餘財，所以一經征服西蜀，首先即將蜀宮中滿庫的金帛珍寶，全部沒收，特別編組一個輸送隊，一車一車的載離蜀土，輸往汴京。這大批的資財，固然取之於蜀宮內庫，但也是六、七十年間從四川老百姓頭上搜刮來的地方藏富，蜀人眼看它們駛離本土，不能沒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憤怒。
戰勝的將軍們，更擺出一副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姿態，他們在成都，整日整夜舉行盛大宴會，徵歌選舞，縱酒狂歡，毫無顧忌放浪聲色，再也不管軍務，任令部下搶掠財物，霸佔婦女，蜀人屈服在宋軍淫威下，激憤難平。曹彬屢請主帥王全斌班師回京，而全彬則貪戀成都的享受，不予理會，唐代有「揚一益二」的說法，認為全國城市的繁榮，揚州為天下第一，益州（成都）第二，所以這批將軍們就樂不思京了。
皇帝下詔調遣蜀兵赴京，這是預防蜀人作亂的斧底抽薪之計，然而蜀兵豈能甘心離鄉背井，任人擺佈，王全斌又不知輕重，既已縱令部曲對蜀兵百般侵淩，並又剋扣他們的行裝旅費，這些土著兵士，就滿懷怨憤，密謀反叛。
乾德三年三月，軍行至棉州，他們就公開造起反來，劫持棉州附近的城邑，號召民眾，一時集聚者達十餘萬人，自號『興國軍』，推舉蜀文州的刺使全師雄維統帥，率眾攻彭州。全師雄自稱興國大王，開幕府，設官置署，派節帥二十餘人，分據要害，兩州的老百姓群起附和，聲勢日盛。王全斌派兵進剿，屢屢敗落，師雄揚言要反攻成都，邛、蜀、眉、雅、果、遂、渝、合、資、簡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就都紛紛起兵響應，蜀人抗宋的武裝革命，一時如火如荼。
其時，成都城裏還剩有遣餘的蜀兵兩萬七千人，全斌怕他們會裡應外合，與部將合謀，將他們騙入城中，一起殺了。這種殺戮降卒的暴行，更令蜀人髮指。
宋太祖得知蜀亂，立刻派遣大軍增援，費上一年時間，免不掉又一場血腥屠殺，才告敉平。
變亂固然得以絕對優勢軍事力量加以消滅，但是，宋太祖的中央政權，卻也從此失掉西蜀的民心。」（註二十五）
同書第六頁指出，宋伐蜀「前後只費六十六天」；對照伐蜀與平蜀亂前後兩次戰事，前者「前後只費六十六天」，後者「費上一年時間」。可見前者雙方戰事並不激烈，而以後者戰鬥規模與慘烈程度，勢必更加龐大、激烈。
以上這段文字引述加以細對，幾乎只要稍經修改，將人名、地名與時間改置，就完全與台灣二二八事件相貼合。兩件相隔千年（註二十六）、相去數千里的事件的雷同性如此之高，讓我悚然而驚：莫非歷史總是一再反覆，只是以不同形貌、名稱在不同地點出現，但本質上卻是完全相同？
到這時，「二二八事件模式」，也就是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就已經可以確立了。而「誣反事件模式」其實只是傳統中國「君尊臣卑」之下的延伸，因為「君尊臣卑」，那當然「官尊民卑」。帝王可以對官僚誣以「人告公反」，以達到清洗「臥榻之旁」的目的；那官僚又何曾不運用權勢製造「誣以謀反」，以達到脫罪、建功、掠奪財富的目標？
這是由於極私統治觀衍生而下的作為，使得統治階層予取予求，最終逼反官僚與小民。當然是一種自找的內憂！
註釋：
註一：《勝利前後》邵毓麟著，傳記文學出版，1984年，P105。
註二：見陳翠蓮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││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》，中時，1995。以下簡稱為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》。
註三：葉榮鐘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，中時，1995，p426-429。
註四：見《民報》新聞，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日出版，典藏於台中圖書館。我且當一回文抄公，轉錄如下：(高雄訊)台灣自光復外省軍官民蒞台以來，貪官汙吏及國軍不正行為頻頻而出，令人寒心，尤其殺人之慘案，慘案頻頻發生，有心人莫不悲感，去二十八日晚上，高雄市北野町壽星戲院內又發生慘事││是夜島內有名之歌劇團，在壽星戲院熱展演藝，正觀眾入神之時，忽然二階正面之座席喧罵之聲大鬧一場，因為警官臨檢席有國軍數名亂佔座席，偶受命由外而入之義勇隊員兩人，說此席不可亂坐，此是警官臨檢席叫他那邊坐，國軍不肯，坐著如啞子不答，兩人再三追迫離席，國軍不聆反怒聲痛罵，遂起拳頭就打兩人，兩人被毆得落花流水，觀眾看他如此情形，非常憤激，怒氣衝天喚打相應，幫助兩人，突然銃聲續出二聲，不知由何處而發，繼而一員之國軍手執手榴彈欲向大眾放擲，此時看戲之大眾及演劇員驚得神不附體，叫苦之聲欲突破室蓋，瞬時有一個勇敢之警員迅速執短銃按在國軍胸上說，此物危險，強奪了手榴彈(現保管在憲兵隊)相擲兩派並無□總是亂打得愈厲害，國軍見勢有些不利，派員起動大隊，約有三排三十餘名，殺氣騰騰到場，該團團長親自到場指揮，立即按置機關銃從兩頭街路包圍，時觀眾如山，團長令國軍，在場若有外省人縱然打死本省人不要緊，即時叫打連天，被看是本省人者即被痛打，一時光天世界，變成呼喚地獄，團長又令包圍高雄市警察局第二分局，要拿義勇員警隊員清算，即時四面按置機關銃□第二分局團團圍住，國軍執銃劍立時潛入局內，該團長命令開銃一聲，瞬間銃聲驚天動地，在內之警吏驚得魂飛九霄之外，魄墜十八地獄之下了，呆然不知所措，只有脫逃而已，但是四面機銃，如何得脫逃，不過遁蔽椅下，或隱蔽便所，尤其可憐者避在便所之某警吏，被他發見受了銃尖刀激刺，血潮迸出，鮮血染地，片時即昏倒，此時幸逢駐在高雄米國軍兵趕到，兩手執短銃相國軍示威，一喝一時鎮靜，米兵說「我們不干涉你們內政，不過在街路中開銃，極有危險，凶惡之國軍遂被喝退，結果重傷者三名，命在旦夕，輕傷者十數人，米國軍兵即時搬送入米軍醫室。」這是當時的報紙文體，中文、台文夾雜，較難閱讀﹔但是過程則清晰如見。
註五：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《民報》。
註六：見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《民報》，其實當時這些報導極多﹔亦可參閱《台灣人物群像》p417-418。日本投降後，在台灣與中國船艦全由中國接收，這些船艦立刻轉為運送軍隊至東北對抗共軍，並用來運送日本軍民返鄉，卻讓台籍日本兵與旅外臺胞久滯海外。國府不僅未對這些久滯海外的台人提供補給、救濟，甚至還讓滯外台人受當地人欺侮。尤其在傳染病肆虐的海南島，因傷病去世的人竟然高達五萬人，佔滯留海南島台人的半數。另外，廈門福州與廣東情況亦頗為嚴重，「滯留僑胞（台人）住宅被強迫搬出，家財器物北搶一空。全家露宿街頭還要挨揍挨罵，威脅不休，侮辱備至。‧‧‧廣東僑胞萬餘因被歧視，生活無著，流為乞丐餓孚。」這些人返台後，怎可能不對國府抱懷恨之心？
《民報》三十四年十一月六日標題「促進海外難歸臺胞上呈救援策於長官」
《民報》三十五年一月六日
《民報》三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內文說：「˙˙˙前海南島者之台包共約十萬人，在戰爭中約死亡二萬人，日本投降後，因疾病及其他事故死亡者約五萬，現尚生存者約有三萬人」
當時國府船艦以遣返日本軍民與載運國軍至東北為第一要務，滯留海外的台灣人自認受到歧視。等這些人返台後，台灣社會已經亂象叢生；正與他們戰後的際遇完全貼合。所以，滯外台民在二二八中，正與台籍日本兵一樣，都成為「主力」之一。
註七：要請讀者特別重視這一點：良好的司法制度，在政治力失序與社會經濟困頓時，仍可以發揮支援社會秩序的功能；從日據末期可以看得相當清晰。日本已經瀕臨滅亡，台灣經濟亦十分困難，但整體社會秩序依舊非常好；在日本本土亦然。當國府進駐台灣後，司法開始蕩然，於是二二八就無法避免。
這是我的基本看法之一；我認為文化擁有多種面相，包括司法、倫理、學術、藝術、政治˙˙˙等等各個文化面相。所有這些文化面相，都具有支撐社會良好秩序的力量。但在漢文化卻以政治面相獨大，其餘面相萎縮；當政治面相失序，其餘文化面相因早已萎縮，遂失去支撐社會秩序的功能。
這種現象，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看得最清楚。日據末期，文化各面相都有力量支撐社會秩序；日本本土與台灣，並不因戰爭失利，就引起社會秩序動盪；包括日本已經投降，而國府尚未進駐台灣，公權力真空的那兩個月期間，台灣人民在自主管理下，仍然維持兩好的社會秩序。但國府進駐之後，社會秩序反而快速敗壞；因為歷史中國政治面相大到讓文化其餘面相萎縮。詳細內容請閱本書《卷八˙8-2 從文化史觀解讀中國歷史（二）｜｜一毀全毀的價值平臺》一文。
註八：參閱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》，p400，中時出版，1995﹔《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》，p1載中央社二月二十七日訊：「據悉，外傳二月二十六日，由花蓮北行汽車一輛，被翻號不明知士兵攔搭，致車墮海一節，經飭由公路局電詢蘇澳及花蓮港兩站，均答絕無其事。」
註九：收於李敖《二二八研究》，李敖出版社，1989，初版，p225-262。
註十：參閱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》， P346-358。亦可見於蔣介石《指示處理事變方針││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上午九十於中樞紀念週》，他說：「˙˙˙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臺胞，其中一部份為共產黨員，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，造成暴動，˙˙˙。」（收錄於李敖編著之《二二八研究》，p225-226）
註十一：參閱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》p323-345。
註十二：以許德輝為流氓代表，許是警備總司令部線民；《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》，P31載中央社臺北三日參電，密，云：「‧‧‧據傳，昨下已有一部份台省婦孺逃避下鄉。關於維持治安，另一流氓首領許德輝稱，渠已連絡全市好漢子（原按，即流氓）負責，倘再加阻礙（原按，官方實是希望恢復秩序）全省十餘萬好漢子定將寧為玉碎，反抗政府（原按，此時市民叫囂，願為彼之後盾）許德輝又稱：『餘即赴電台廣播，號召好漢子協助維持治安。』」
陳翠蓮博士在〈臺灣軍政層面的責任〉（http://www.ketagalan.org.tw/userfiles/Image/alumnus/magazine12.pdf）一文中指出：「根據新近出土的〈許德輝呈毛人鳳｜｜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〉與相關史料發現，事變中，保密局指揮許德輝組織臺北地區落流氓共250人組「忠義服務隊」，表面維持治安，實則大肆猖獗、擴大事端，毆打外省人、燒燬外省人商店，製造中央政府派兵藉口；另方面則號召催促純潔青年學生出動，事後歸罪學生作為代罪羔羊。」許德輝得就二二八事件向軍統頭子毛人鳳報告，而報告內容若是，故可完全確認許德輝是軍統成員。
註十三：蔣渭水之弟，當時與國民黨省主委李翼中、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交好，往來密切。從蔣渭川遺著《二二八事件始末記》（前衛，1996年），可以清楚看出他們的互動關係。
註十四：《二二八事件始末記》，蔣渭川著，前衛，1996年，p28-30。
註十五：日據皇民化運動時代一種領口設計不同的襯衫，現在較少見，也是暗示這些學生懷有濃厚的日本情緒。其實當時經濟困頓，才復員的台灣青年或學生哪有餘力購置衣服。當時的國民服分為甲、乙兩種，甲種作為禮服或說較正式場合穿著的服裝，乙種則是日常家居、工作服。
註十六：《二二八事件始末記》，p131。
註十七：《二二八事件始末記》，p130。
註十八：《二二八事件始末記》，p131。
註十九：收於李敖編著《二二八研究》（一），p7-40。
註二十：蔡孝乾被捕後供出中共在台人員，使得中共在台組織完全瓦解；後來還擔任過調查局少將銜研究室副主任（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94%A1%E5%AD%9D%E4%B9%BE）。他是在臺共產黨員大量被國府逮捕的功臣。連中共在台負責人都投降，中共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當然可以完全釐清。既然如此，若二二八確實為中共所策劃，則今日二二八根本不可能有所謂平反的一日。
註二十一：請參閱陳芳明《謝雪紅評傳》，前衛，1991。
註二十二：何聘儒，〈蔣軍鎮壓台灣人民起義紀實〉；收於李敖編著《二二八研究˙第一集》，p263。
註二十三：轉引自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》，p429。
註二十四：二二八事件之前臺灣也有近似的「台灣四句聯」說：「轟炸，驚天動地﹔收復，歡天喜地；接收，花天酒地﹔政治，黑天暗地；人民，呼天叫地。」轉引自《悲劇性的開端》，p153。
註二十五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3年6月初版，p6-8。讀者也可參閱《宋史˙列傳第十四˙王全斌傳》。
註二十六：乾德三年為西元965年，至1947年有982年之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