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-5 歷史中國廟堂學術的破產（一）｜｜愚人以自愚 (洪明燦作)
「帝王之大私」＝「天下之大公」＝「私其一己之威」＝「私其盡臣畜於我」＝「極私天下」
≠「天下為公」
≠「天下為家」
本書自序文始迄今共五文，序文開宗明義直指歷史中國最鮮明的五個歷史迷團；這五個極其鮮明的歷史現象，歷來不太為人所提起，更不曾被同時並舉。就算偶而、個別被提起，也大都不曾老實地面對、誠實地回答；甚至以打馬虎眼的方式處理，尤其教科書。這種現象誠難理解。一個國家、文化體，不老實地面對自己的過往，不曾用心檢討自身文化上的迷團，如何可能深切、全面認識自己的歷史與文化？而不能深刻檢討、全面認識自己的文化，又如何可能掌握自己的未來？
歷史中國王朝頻繁更迭的現象不僅世界史上少見，也與各王朝建立之始所企盼的「二世、三世至於萬世，傳之無窮」（《史記˙卷第六》）有了非常大的距離。比較接近史實的說法是龔自珍「十年而夷，五十年而夷」，事實則是幾個月壽命的短命「王朝」佔了絕對多數；能存在二、三百年的王朝，在秦漢之後的中國歷史上都算是少數的了，也與秦漢之前的列國大為不同。正是這樣，所以黃宗羲就不免要說：「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，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？」「有亂無治」，正是歷史中國常態；否則就就不致於出現前述五大迷團了。
本書自次文以下，所有的、大量的文字就是要解說那五個歷史迷團。
次文〈從〈阿房宮賦〉的聯想說起〉，我們藉杜牧這一篇傳世宏文指出，其實王朝都毀於「王朝自毀機制」；基本上無一例外。尤其是各個大一統王朝，這麼大的國家怎麼可能若不亡於農民起義軍，就是亡於四周弱小異族；農民與弱小異族，擁有什麼銳不可當的力量來毀滅當時的超級大國？
至於三、四文，主要針對第一、二文，本書雖以批判漢文化，尤其是漢政治文化為標的，但我不以為文化有優劣之分。換句話說，本書的目的在解析、批判中國歷史、文化，但與文化之價值、優劣無關。
批判文化優劣與批判文化，是兩種不同層次的問題；我認為各種不同的文化，有它獨特的時空背景與各種主觀因素綜合交織而成。設若無法對形成文化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分析、比對，那麼說優道劣，作價值上的論定就不具有任何意義。所以上二文事實是對讀者們交代我的批判態度與立場：
我意圖以技術性解史的態度，對中國歷史與漢文化做合於史實與邏輯的解讀，希望能建立起一套合理、合於史實，且又能詳盡解讀所有歷史中國之歷史事件的理論體系。因為我相信歷史是人的過往紀錄，而我們都是人，因此人能以合理、合於史實的態度，深刻理解所有過往的發展的來龍去脈。所謂「千里來龍，在此結穴」，今日之所以如此，必因過往如彼；過往與今日之間的關聯，應該可以合理地解讀。這是我所相信的。
有了以上的交代，本文以下正式對漢文化，尤其是漢文化的政治面相進行更多的剖析。
※ ※ ※ ※
本書既名之為《老伙仔講古˙龍的自裁》，講古、講古，講的就是古；於是，我們就不能不從古講起。
但古並不好講，因為太古了，沒文字記載，大致只是一些神話、傳說。神話、傳說充滿著想像力、創造力，是人類文化的起點；雖然可信者低，但對任何一種文化而言卻是無比的重要。反過來說，雖是無比的重要，但可信度卻非常低。本書不談神話、傳說，我們將範圍侷限在大致可信與可信的歷史範疇之中；這樣討論起來，不致產生過大的歧異。歧異太大了，各說各話，這書就甭寫了。
話說要討論中國歷史，我認為應該先作一個階段性的切割；這樣，我們比較可以切確地掌握歷史中國的脈動。說到階段性切割，最明確的歷史切割應該是《禮記˙禮運》中所載的「天下為公」、「是謂大同」與「天下為家」、「是謂小康」。著名的《禮記˙禮運篇》雖然大家都耳熟能詳，不過，我們還是重引一次，算是複習這一篇歷史鉅篇吧：
「昔者仲尼與於臘賓．事畢．出遊於觀之上．喟然而歎．仲尼之歎．蓋歎魯也．言偃在側．曰．君子何歎．
孔子曰．大道之行也．與三代之英．丘未之逮也．而有志焉．
孔子曰．大道之行也．天下為公．選賢與能．講信修睦．故人不獨親其親．不獨子其子．使老有所終．壯有所用．幼有所長．矜寡孤獨廢疾者．皆有所養．男有分．女有歸．貨惡其棄於地也．不必藏於已．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．不必為已．是故謀閉而不興．盜竊亂賊而不作．故外戶而不閉．是謂大同．
今大道既隱．天下為家．各親其親．各子其子．貨力為已．大人世及以為禮．域郭溝池以為固．禮義以為紀．以正君臣．以篤父子．以睦兄弟．以和夫婦．以設制度．以立田里．以賢勇知．以功為已．故謀用是作．而兵由此起．禹．湯．文．武．成王．周公．由此其選也．此六君子者．未有不謹於禮者也．以著其義．以考其信．著有過．刑仁講讓．示民有常．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（ㄕˋ；勢也，權勢）者去﹒眾以為殃﹒是謂小康﹒」
孔子這裡將歷史切割為兩個歷史區塊。當孔子之世時，他處的就是「天下為家」、「是謂小康」的時代；這個時代從「禹．湯．文．武．成王．周公」計起，我認為結束於秦漢之際。
至於大禹之前的堯舜等等，算是「天下為公」、「是謂大同」的時期；但這段時期因為缺乏明確的文字記載，所以不在我們討論之列。至於「天下為家」、「是謂小康」時期，雖然有更多的資料留存，但闕漏頗多。雖闕漏頗多，卻仍然足以建立一個大致清晰的模型。也是說，今日史學已經大致可以將「三代」時期｜｜也就是「天下為家」、「是謂小康」時期｜｜做相當完整的敘述；我們本書便從這裡論起。
至於孔子所切割出來的「天下為公」、「天下為家」這兩個歷史區塊，是否都曾真實地出現在中國歷史上？論真，後者我們可以確信，因為有大量史料可以證明「天下為家」這歷史區塊確實存在。但前者我們必須存疑，因為前者並未留下太多資料可供瞭解。
但，孔子在《禮記˙禮運篇》說：「大道之行也．與三代之英．丘未之逮也．而有志焉」。「志」做「誌」解，就是有記載；雖然今天我們見不到了，但當年孔子應該見到了。
想來，孔夫子也不像是會騙人，所以，我們就相信他、接受他歷史中國確有「大道之行也」這樣的記載的說法，也確實曾有「天下為公」那樣的的社會。但，最寬鬆的說法，也只能說那是非信史時代，屬於神話、傳說的年代；所以我們存而不論。
至於「公天下時期」與「家天下時期」，如果按照我們前面的「公式」，來公式化孔子上述談話，那可以歸納出以下兩個公式：
「天下為公」＝「選賢舉能」＋「講信修睦」＋˙˙˙＋「外戶而不閉」
「天下為家」＝「各親其親」＋「各子其子」＋˙˙˙＋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
這是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切割，適合當時的歷史解讀需求；也給我們後世理解過往歷史變化的一個適當的切入口：歷史中國曾自「公天下時期」，經逐步轉化而邁入「家天下時期」。從來我們所唸的教科書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：中國歷史分為「公天下時期」與「家天下時期」，而家天下時期則涵括大禹以下迄滿清止。換句話說，教科書延續孔子對歷史的切割，並且將孔子以後至滿清這兩千多年，納入「家天下時期」。
我同意並接受孔子對歷史的切割，但我認為當歷史走進秦漢大一統後，又開啟了另一個新的歷史階段｜｜極私天下時期。我認為孔子「公天下時期」、「家天下時期」的歷史切割，已經無法滿足秦漢以後二千年歷史的解讀需求；至於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云云，則相等於孔子對本書所說的極私天下所作的預言，或說預作切割。
但一般史書卻忽視孔子的預作切割，只沿用孔子的既有切割，將秦漢之後仍歸類為「家天下時期」；我認為這是錯誤的。時代已經起了非常劇烈的變化，「家天下時期」這樣的歷史概念，已經無法適切解讀秦漢以後的歷史中國。
我這個看法不是毫無根據的：
一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，序《戰國策》時說：「夫孔、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久矣。」就曾鞏文字看，其中所謂的「舊法」、「舊俗」，應該就是《禮記˙禮運》「禹．湯．文．武．成王．周公」以來的法、俗。大致來說，也就是「家天下」初期的法、俗。
這些法、俗，從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˙˙˙經一段時間後逐漸蛻變，到戰國時期，歷經一千多年時間，當然又不一樣了。所以他又說：「戰國之遊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，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」（《戰國策˙曾鞏序》）
曾鞏認為戰國之遊士的作為，「利不勝害」、「得不勝失」；這是他對遊士言論的價值判斷，我們這裡不論。但這話同時指出戰國時期的法、俗，又不同於孔孟之時，當然更不同於孔孟之前的「周之初」。這沒什麼好奇怪，時代本來就在變，天天變，從大禹到戰國長達將近兩千年，法、俗怎麼可能不變？
所以，用孔子切割歷史的邏輯，原來的「天下為家」、「是謂小康」的時期，因經夏、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戰國的衍變，又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。我認為這個變化，對「天下為家」、「是謂小康」的時期，有本質上的差異。正如「天下為家」時期，對「天下為公」時期出現了本質上的變化；因此必須在此再做另一個切割。
至於是否真的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，以致必須再切割出極私天下時期？這我們就得從史實上去考究。考究的重點，當然在於秦漢大一統之後的時代精神與時代現象，是否已經與過去不同？
「天下為家」、「是謂小康」時期，以孔子的敘述來論，呈現著「各親其親．各子其子．貨力為已．大人世及以為禮．域郭溝池以為固．禮義以為紀．以正君臣．以篤父子．以睦兄弟．以和夫婦．以設制度．以立田裏．以賢勇知．以功為已．故謀用是作．而兵由此起」。以上，是「天下為家」時期的時代特點。
而以上孔子所描述的這些時代特點，經夏、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戰國到秦漢大一統之後基本上消失了！秦漢以後統治者間充滿著君臣、父子、夫婦與兄弟之間血腥相殘、相互清洗的紀錄。
光是這一點，就與孔子對「天下為家」時期的描述有著非常大的分歧；這時，還見得到「各親其親．各子其子」嗎？已經見不到了。所以，我認為歷史走到秦漢時，貫穿歷史中國的精神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，因此應該再作另個切割。與過往仍然相同的，大概只有「域郭溝池以為固」、「謀用是作．而兵由此起」。
同時，孔子還做了預測性的「警告」說：「刑（效法）仁講讓．示民有常．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（ㄕˋ，勢）者去﹒眾以為殃」。意思是說，在「大道既隱．天下為家」的時代，必須謹守域廓、溝池，作為對外防範；而對內必須以禮義作為綱紀，以維護自身內部秩序。否則，儘管統治者有再大的權勢，也要「去」｜｜就是亡朝滅國，小民身受災殃。
換句話說，為了維護家天下時期的內外安全與社會秩序穩定，對外武備與對內禮義必須謹慎講究。直接地說，「刑仁講讓．示民有常」這樣的倫理基礎，必須對內謹守；倘若有「不謹於禮者」，也就是破壞封建倫理基礎的事情發生，那麼鬩牆之內禍患無窮。
這點，我們在以後的解析中，將會發現孔子真是偉大的預言家；他在他的時代就預見未來極私天下時期的所有災難來源，並預作切割：「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﹒」這相等於我所說的「龍的自裁」，或說「王朝自毀機制」。
所以，孔子雖然只做了「天下為公」與「天下為家」的切割，事實他又預見（或稱預作）另一個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的切割。而這第二個切割所切出來的第三個時期｜｜秦漢以後｜｜我稱之為「極私天下時期」。
我認為自「大道之行也」的「公天下時期」，除了應加上個「家天下時期」外，還得自秦漢之際切出「極私天下時期」，才符合《禮記˙禮運》的邏輯與精神。我們不宜因為孔子只做假設性的「如有不由此者」的宣示，而忘了這些「如有」已在秦漢之後出現的史實。否則，我們就無法理解秦漢以後歷史衍化的動力，以致我們根本無法解釋《自序》中所提出的五大迷團。
其實，孔子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的邏輯非常簡單樸素：因為上述所論，都是封建王朝的倫理基礎；既是倫理基礎，當然不能破壞。封建王朝而破壞封建倫理基礎，那豈能不「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？好比大樹挺立原是靠著盤根錯節支撐，如今在根上旦旦而伐，大樹焉能不倒？
當然，本文無法做更多更詳盡的比對；這些我們會留在後頭。但基本上我們從曾鞏對戰國遊士的敘述，確實知道戰國時期的統治階層，只重一時、一地、一人之利，而較不考量更為長遠的價值與利益。時代的精神確實變了。
二、尤其，當秦一統天下後，李斯「今皇帝並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，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誇主以為名，異取以為高，率群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黨與（黨羽）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史官非《秦記》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。以古非今者族˙˙˙。制曰：『可。』。」（《史記˙卷第六》；請將這些敘述與上引《禮記˙禮運》共讀，當可以清晰發現這樣的內容，早已脫離孔夫子所形容的「天下為公」與「天下為家」。）
我認為，秦始皇這聲「可」，從此，決定了未來中國歷史的演化方向；當然，也可以說局勢已經發展到無可逆轉的地步，就算嬴政不在歷史上出現，也將出現劉政、陳政、張政˙˙˙，將家天下時期作一總結，為極私天下開岀新的視窗。
我們直接了當地說，到秦始皇曰「可」之時，已經宣告「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的時代的來臨｜｜「極私天下時期」正式出現！
也是說，「天下為家」、「是謂小康」的時代，在秦始皇「制曰：『可。』」就完全結束了；從此之後，我稱之為「極私天下」時期。
原因只說一點：連人家腦袋裡要想些啥、嘴裡要說些啥、眼裡要看些啥，都想管、要管，動不動就棄市、族誅。這等等的，實在與孔子所形容的「天下為家」已經毫無相似之處；只有柳宗元「其情（動機），私也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」差足以形容之。
換過來說，秦很快就亡了；劉邦打敗項羽奪得天下，他也很快就有叔孫通那幫人，替他搞個古今所無的尊君大禮，讓劉邦爽斃了，說「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」。太公（劉邦他爹）的家令還告訴太公說：「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。今高祖雖子，人主也；太公雖父，人臣也。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！如此，則威重不行。」
以致劉邦來探視他老爹，他老爹還得持著掃把「迎門卻行」（像個僕役一樣，持掃把到門口迎接，還倒退著走路。故事見《史記˙卷第八》）。劉邦只好封太公為太上皇，避免出現太公拿著掃把退著走，迎接皇帝兒子的局面。
顯然，這時連親情、倫理都折服於權力、名位之下；兒子還得封父親一個頭銜，否則，就得搞那套「迎門卻行」的虛禮，權力豈非淩駕於倫理之上？豈非「如有不由此者」？
《史記˙卷第八》又說：劉邦拿著酒杯，站起來為他老爹祝壽，說：老爹過去總認為我是個無賴，無法建立自己的產業，比不上我老哥。今天看來，我的產業早已比老哥多出不知幾萬倍？這話一說，殿上群臣大呼萬歲，每個人都笑歪了嘴（註一）。
這不只大異於「公天下」時期，也大異於「家天下」時期；劉邦已經將天下視為他自己個人一己的產業。至於那些山呼萬歲、笑歪嘴的大臣，不也認為天下有他們一份？
其實，不待劉邦如此，胡亥早就這般了。《史記˙卷八十七》說：「二世燕居，乃召高（趙高）與謀事，謂曰：『夫人生居世間也，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。吾既已臨天下矣，欲悉耳目之所好，窮心志之所樂，以安宗廟而樂萬姓，長有天下，終吾年壽，其道可乎？』」
這種君臨天下的想法與表現，與前文所說齊宣王還耐著性子聽孟子大談「貴戚之卿」、「異姓之卿」不可同日而語。胡亥之私、劉邦之私，遠勝於齊宣王；而後來東漢章帝將「帝王＋天子＋聖人」入憲，又比胡亥、劉邦更進幾步。
說「時代的精神確實變了」，當然確實是變了。完全符合孔子所說的「如有不由此者」。
三、再看劉邦再度統一天下後，隨即引發誅殺功臣的大動作；他已經要將天下納於一己私囊，與春秋戰國時期，君主與諸侯、卿、大夫共有天下的局面大不相同。所以，那些山呼萬歲、笑歪嘴的大臣，那時並未料到自己可能成為被清洗的對象，還認為天下真有他的一份。據史實，等於劉邦建國之初，就已經開始破壞封建倫理基礎而不自知。
這個動作之所以具有強烈歷史意義，還在於隨後劉邦死，呂后掌權所引發的諸呂誅殺諸劉、以及呂后死後，諸劉誅殺諸呂、諸呂平定後，漢文帝拿原來誅殺諸呂的核心集團（傅樂成教授稱之為「淮泗集團」；即劉邦的老班底），如周勃等開刀；而漢景帝則削封國，引起七國之亂，再整肅替他討平七國之亂的周亞夫。
整肅周勃、周亞夫，與整肅韓信、彭越、英布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；都以「人告公反」（《史記˙卷第九十二》）的方式防範未然。
漢王朝這一連串的內部清洗：劉邦誅功臣｜｜諸呂誅諸劉｜｜諸劉誅諸呂｜｜文帝整肅核心舊臣｜｜景帝削封國（諸劉整肅諸劉）、逼死周亞夫（註二）；清晰地顯示出，權力已經走到不可分享的地步。封建倫理基礎成為漢代歷任皇帝大力破壞的對象！哪裡有「禮義以為紀．以正君臣．以篤父子．以睦兄弟．以和夫婦」的景象？
這與家天下時期，君主與諸侯、卿、大夫共有天下的局面，已經徹底不同；從此，天下是一人的天下了，是謂極私是也。「時代的精神確實變了」。
四、隨即漢武帝時，採董仲舒的見解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（《漢書˙卷第五十六》）；這等於在攏蒐天下權力於一身之後，開始進行秦始皇焚書坑儒所沒曾完成的思想管制，只是手段更高明而已。
無疑，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本意，是爲了尋求一種新的理論形態來爲他服務，免得各家學說眾說紛紜，造成莫衷一是的局面。到這時，歷史中國的權力型態、思想型態，已經與「公天下」、「家天下」時期完全改樣。「家天下」一詞，已經無法代表這時期的現實狀況。所以，我稱之為「極私天下」。
因為「家天下」時期，處士橫議、百家爭鳴；而秦漢之後逐漸落入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的局面。「時代的精神確實變了」！
我們再舉一例，武帝所謂：「嗟乎！吾誠得如黃帝，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。」（《史記˙卷第十二》）可以看出到這時帝王心態已經完全集注於個人一身。雖然，漢武帝希望能如黃帝一樣白日升天，而胡亥只是想「悉耳目之所好，窮心志之所樂，以安宗廟而樂萬姓，長有天下，終吾年壽」；一個想神仙，一個只想享樂。但事實我們知道，兩人都只關心一己的最大個人人身利益。在本質上沒有絲毫不同。
我們可以說，到這時「極私天下」才完全確立。先秦是醞釀期，秦一統天下時是密集的運作期，須經漢初諸帝之後，終於在漢武帝手中收功。帝王「只關心一己的最大個人人身利益」，從此成為歷史衍化的出發點。
五、就我們已經建立的「公式」來看：
「帝王之大私」＝「天下之大公」＝「私其一己之威」＝「私其盡臣畜於我」
＝「極私天下」≠「天下為公」or「天下為家」
以這樣的「極私天下」、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的眼光，看秦漢以後中國歷史，就能一目了然。若是從《禮記˙禮運》那樣的「天下為公」、「天下為家」那樣的觀念看，反倒要看不懂；因為秦漢之後的價值觀已經大不同於前了。
我們讀中國歷史之所以往往感到迷糊，那就是從來以「公天下」、「家天下」來切割；將秦漢以後也視同「家天下」時期。這種切割法讓我們不能理解，既然是「家天下」，那麼天下就該與所有家庭成員分享；如過去夏、商、周一樣，君主分封各兄弟為諸侯，各有領地、人民，各封國行政權獨立。卻怎麼皇族內部老是搞不攏，甚至自相殘殺到幾乎全族滅絕的地步；比如呂后清洗劉邦諸子，幾乎到了趕盡殺絕的地步，所為何來哉？劉邦的兒子不也相等於她的兒子麼？
我的看法，從秦漢之際以後，身為帝王者，大概都以個人人身最大利益為考量；不再關心到家族，更不關心到官僚，何論小民。帝王既然如此，那麼貴族、官僚階層焉能不如此？左雄不是對漢有著「下飾其詐，上肆其殘」（《後漢書˙卷第六十一》）這樣的描述？上既然殘，下必定詐；不詐何以自保？所以，支持「先君後國」的官僚，在依附於帝王權力之下，可以分享權力之利益；而膽敢「先國、先民後君」者必受懲處。這不免要吸附更多的官僚加入「先君後國」行列。
倘若大多數帝王、貴族、官僚，都以個人人身最大利益為考量，那歷史就不能免於以爭權奪利作為唯一主軸了。對不？孟子不是說「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士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」，而形成了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」的局面？
孟子作上述那樣陳述時，帶有對「上下交征利」經過一段的發展後，所將形成的景況的預估意味；意思是，那時期的君王還不致於總是樣樣要「利吾國」、大夫總要「利吾家」、士庶人總要「利吾身」。但，一旦王總是強調要「利吾國」，就不免要帶動大夫們要求「利吾家」、士庶人要求「利吾身」的風氣。事實上，我說的「極私統治哲學」，就是孟子的「上下交征利」統治哲學；或說，就等於孔子所說的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的統治哲學。
這種「上下交征利」、不「刑仁講讓．示民有常」的統治哲學，在戰國以前尚未完全形成，在秦漢以後實現了！也是說，經過時間的醞釀，人們的思想內容、思想方式，行為內容、行為方式，都已經完全不同於以前。「想啥？怎麼想？做啥？怎麼做？」既然不同於以前，可見，前後兩時期的文化已經出現質變。
所以，為何秦漢以後的歷史中國每一次帝位傳承，都幾乎以政變或類政變模式出現的原因，就呼之欲出了。從胡亥奪扶蘇帝位起，這個戲碼就沒斷過。
《史記˙卷第六》：「（胡亥）行誅大臣及諸公子，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，無得立者，而六公子戮死於杜（杜，地名）」、「群臣諸公子有罪，輒下高（趙高），令鞠治之。殺大臣蒙毅等，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，十公主矺死於杜（地名），財物入於縣官，相連坐者不可勝數。」（《史記˙卷第八十七》）
胡亥先後將自己的兄弟姊妹全都搞死了；之所以要這麼骨肉相殘（自毀），原因很簡單，擔心「大臣不服，官吏尚彊（強），及諸公子必與我爭，爲之奈何？」而已。這種大規模骨肉自相清洗，與清洗功臣的事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；乃至於二千年後光緒時，還要面臨廢舊君、立新君的挑戰。
在極私天下時期，成為皇帝與失去成為皇帝的機會，等於是全有、全無之別；並且往往還有身家生命之憂。
但家天下時期，作為王族的一員，卻等於封侯，並領有一國。封侯並領有一國，與有身家生命之憂，這種強烈對比，顯然秦漢以後不同於以前了。最詭異的還在，為何皇帝總要侷限太子參與政權，帝位不就早晚要傳給太子嗎，就算讓未來的皇帝先熟悉政務運作，又有何不可？有必要把太子當賊看嗎？為何太上皇都退位了，卻總要與皇帝爭權？而皇帝兒子，也總要防著已經退位的太上皇老爸，把老爸當賊看？（註三）父子之間總像世仇，一方防著一方；所以，這哪裡還有「家天下」的氣息？
擴大來看，為何父子、夫婦、兄弟之間密集相互殘殺。以及，官僚間要形成朋黨對抗、相互血腥清洗？因為，在權力誘惑之下，已經不存在家庭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的觀念了。只有個人人身之私了。既然權力屬全有或全無之爭，甚至還危及身家性命，那還能不無所不用其極地爭嗎？
歷史中國封建王朝的基礎，其實建立在三綱六紀（註四）的倫理觀之上；但，詭異的是封建王朝卻又不遺餘力破壞三綱六紀。到這時，我們拿《禮記˙禮運》中關於「家天下」的那段敘述來檢驗秦漢以後的歷史，除了「謀用是作．而兵由此起」之外，已經沒什麼內涵相吻合了！
到這裡，我們回顧《禮記˙禮運》關於「大道既隱」之後的敘述，孔子一再強調禮義，他就是早已預見敗壞倫常綱紀之後，等於封建基礎流失，基礎流失則社會秩序必遭破壞；社會秩序既然紊亂，那麼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的後果當然出現。而此後兩千餘年的歷史，果然在孔孟的估計之中。能不讚嘆孔孟為先聖先賢乎？
是故，秦漢以前與秦漢以後，兩個時期的思想、行為全都已經出現質變。既然兩個時期的思想、行為出現質變，等於文化出現質變；既然文化已經出現質變，那就有必要再切割出「極私天下」這一概念出來。
這個切割，我稱秦一統天下之前為「古典中國」，稱那時的儒家為「古典儒家」；稱秦一統天下之後為「傳統中國」，稱此後的儒家為「傳統儒家」。除了時間段上有著不同之外，最主要的在於整個文化氛圍全都變了；連儒家都變得相當不同了，主要的是價值觀都變了。
「古典中國」、「傳統中國」的說法，我初次得之於中研院杜正勝院士大文〈古史鑽研二十年〉（收入《古典與現實之間》，1996，三民書局）中；認為這種分法非常恰當，遂引為己用。但我個人相對強調兩個時期在意識形態上與價值觀上的差異。
杜院士將歷史中國分成四大段，即：
「城邦時代」，約從西元前8000年-西元前2500年；
「古典時期」，約西元前2500-西元前500；
「帝制時代」（也稱「傳統時期」），約自西元前500年以下；
第四大段則是今日而下。（註五）
「古典的」、「傳統的」是本書重要的概念之一。至於我所提出的「公天下」、「家天下」與「極私天下」時期，「公天下」、「家天下」相等於杜院士的「古典時期」；我所謂「公天下」、「家天下」，則延續《禮記˙禮運》中的概念。「極私天下」則相等於杜院士的「傳統時期」；「極私天下」是我提出以解釋秦漢以後中國歷史的概說，我認為缺此概念，則中國歷史難以完整、清晰解說。
孔子所謂「天下為公」，其終極價值目標在天下所有人；要賢、能、親、子、老、壯、幼、男、女、鰥、寡、孤、獨、廢、疾者都得到適當的安置。「天下為家」之「家」，指的是以諸侯、卿、太夫的「家」（采邑），作為終極價值。到「極私天下」時，終極價值則完全侷限於帝王一人之身了；所謂「私其一己之威」、「私其盡臣畜於我」，差能形容之。
以上，是我對三分中國歷史時間區塊的理由；「公天下時期」、「家天下時期」、「極私天下時期」。
當我確立這個切割法，認為足以完整解釋中國的歷史演化，與歷史演化所遵循的邏輯後數年，在中國史家侯外廬（註六）的巨著《中國思想通史》中，發現宋末元初的史家馬端臨，竟然早就做了完全相同的歷史分段！
我們先引侯外廬《中國思想通史˙第四卷˙第十九章˙第二節》片段：「從上面（即馬端臨，《文獻通考˙自敘》）這些話看來，馬端臨是把中國歷史分成了三個大階段。第一個大階段是唐、虞以前。第二個大階段是夏、商、周三代。第三個大階段是秦滅六國以後。上面所引的話，主要在談前兩大歷史階段的變革，而也涉及到第三階段的變革。
馬端臨以公和私爲重要的標誌，詳論歷史變革。他以爲唐虞以前是官天下，也就是『公』天下；夏以後是家天下，也就是『私』天下。但三代只是比唐虞爲私，比後世還是要公些，或可以說是由公到私的過渡。到了秦始皇滅六國，『尺土一民皆視爲己有』，就『私』得更厲害了。」（註七）
再對照馬端臨《文獻通考˙自敘》說：古時候的帝王不曾將天下當成是自己的私產，所以天子的領地只有千里之廣，公爵、侯爵都百里，伯爵七十里，子爵、男爵各五十里。且在帝王的領地內，又含有公卿大夫的采邑在內，他們各自擁有土地，要照顧他們的邑人，子孫必須謹守這塊領地。這土地是肥、是磽薄，人口增減，都當作是自己的家一樣，任何奸詐耍賴之徒都無法生存在這個時期。所以，這時期天下的土地都屬國家所有。人民靠著官方配屬給田，靠自己的耕作養活家人，並繳納賦稅。孝養尊親撫育後代；一視同仁，人民之間沒什麼窮富之別。這大體上就是夏商周時期的制度。從秦始皇開始，才將天下當成自己的私人產業；他一個人就操控了所有資產。而地方官吏時常調動，任期短暫，只好把駐地當成驛站看待，對地方的民情種種，就算是有智慧而且肯用心的賢能官吏也搞不清楚。地方官吏調動升降，有一定的期限，但土地撥交收回，當中卻存在太多的利害糾葛。所以自秦漢以後，官方不可能再對人民授田，這是情勢所造成的無可抗拒的趨勢。（註八）
這段說的是「古之帝王」與「秦始以宇內自私」的區隔，相等於我們所說「古典」與「傳統」之間的差異。他的看法是「三代而上，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，秦廢封建，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」。「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」，意謂著三代之時就算天子想私，也私不了；而前註中「亦其勢然也」一語，則直指秦「以天下奉一人」，並且「猶未足以澹其欲」，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，非偶然。意思是說，歷史的演化從「公天下」而「家天下」而「私天下」，存在一定的邏輯。這裡明指「秦廢封建，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」，是馬端臨所說的「私」天下的起點。
「蓋家天下自夏始。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，自周始。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，未容以私議之也，然上視堯舜，則少褊矣。故封建之敝始于夏而成于周。」這段雖短，卻明指家天下從夏禹開始，但真正完全落實時間是周朝；他認為這家天下的體制是有問題的，但莫可奈何，因為這是趨勢所迫；所以當時的「聖人」不得不與時俱變。以變來「綱維斯世」。當中一個特別突顯出來的現象就是周朝的「藩屏王室」，意思等於周朝已經不能不靠同姓諸侯守護、協防，否則天下恐將有變；於是便「大封同姓」。
「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。禹塗山之會，號稱萬國；湯受命時，凡三千國；周定五等之封，凡千七百七十三國，至春秋之時，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，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。」從一萬國到減為三千國，再減為一千七百多國、一百六十五國，然後七國，最後一統天下，在他看來這是時勢之所趨，完全無法抗拒。但在這無法抗拒的時勢之背後，卻也顯示出私的逐步的突顯。
以上兩段，區隔岀家天下與家天下之前的社會狀態，馬端臨顯然也接受孔子的切割法。
馬端臨《文獻通考˙自敘》又說：我認為古代帝王必定有公天下的想法，封建制度才可能付之實現。因為他們的想法出自於公眾利益為要，所以選舉官吏都以賢能為準，這使得諸侯間雖大小強弱不同，卻還能維持一定的均勢，這樣的體制就持續了一、二千年之久。等到一切思考都慣性從自身利益出發後，那就不免於既顧忌血緣疏遠的人，甚至也害怕血緣親近的人。上下之間因為充滿猜忌，甚至連好好相處一天都有困難。
漢景帝、漢武帝以後，下令諸侯不能統治人民，也不能自行任用官僚，於是各諸侯雖然有國君的名義，其實不過只是享用采邑賦稅的富貴閒人，但一切權力都已經喪失了。漢朝雖然接受秦朝的失敗教訓，重新建立封建制度，其實只是統治者虛慕封建的好名聲，卻缺乏夏商周那樣公天下的想法，更無堯舜與夏商周大公無私的心理。裂土封侯僅留形式，雖接受春秋戰國時期的舊俗，已經無以為繼，所以這方案很快就停擺（註九）。
這段事實就在說明「公」、「私」在歷史演化上的作用；「自其出於私心，則忌疏畏親，而上下相猜之形，不能以一朝居矣」，則一語指出秦漢之後的猜忌心，造成反覆自相清洗的局面。
而《論語˙陽貨》也早就提出這樣的預見：「鄙夫！可與事君也與哉！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﹔既得之，患失之﹔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！」「患得、患失」正好完全貼切地吻合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！極私統治哲學的最簡單說法，那就是：既「患得」又「患失」，然後「無所不至」的統治哲學。
《文獻通考˙自敘》又說：等漢朝亡了之後，一般認為漢朝缺乏諸侯的護衛作用，所以勢孤。但我考察歷史，曹丕顧忌他的兄弟，他的兄弟、兒子雖然受封為諸侯，其實形同被幽禁。等帝位傳承以後，皇帝的威權衰弱，司馬懿家族就肆無忌憚地篡奪了。而西晉武帝封了好多諸侯國，這些諸侯國相對強盛，都有權各自建立自己的軍隊、任用官僚，可以說這是看了曹魏體制上的缺陷作彌補，但八王之亂卻反而因此發生，甚至自己引來五胡挑釁中國。劉宋、北齊的地方重鎮大都由小孩子當權，名義上是藩鎮，其實諸侯反而受秘書、典簽等小官的監視。一旦中央政權出現狀況，那麼皇帝的所有子孫全給殺光；王朝的壽命無法長久。梁武帝在位最久了，子孫也都在年富力強時出任地方重鎮，權力足以控制方面；這是他接受劉宋、南齊的歷史教訓所得的啟發。但，梁武帝有權力的兒子們，擁有強大的軍力，卻對王朝的困境視若無睹，所以侯景之亂發生時，他們根本不管。曹魏、劉宋、南齊疏離骨肉之情，自取滅亡，西晉、南梁顧全骨肉重視皇族的藩鎮，但宗族藩鎮也無助於拯救王朝。（註十）。
這等於是秦漢之後，元朝以前歷史的最簡單素描，同樣從「公」、「私」的角度觀察。簡單來說，馬端臨認為秦漢之後，雖然帝王首鼠兩端於「建諸侯」、「立郡縣」，但結果總是以亡國為結局。原因，只在於秦漢之後的統治者以私心作為出發點；他們捨棄公的思考，純從他個人人身最大利益考量，有時讓諸侯有權，有時讓諸侯無權甚至形同幽禁。而諸侯有權時，也純從個人最大人身利益出發，王朝有難時，他們便坐視不管，甚至意圖從中獲利。於是，無論是「建諸侯」或「立郡縣」，都不足以拱衛王朝。果然「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！
所以，我們可以確認侯外廬的解說，完全掌握了馬端臨的史觀；這基本上也是我的史觀：必須另外切割岀「極私天下」這樣的時間區塊，中國歷史才能獲完整而透徹的解析。
請讀者們注意，我們這裡所述，不在強調「公」好、「私」不好；當然更不做「公天下」、「家天下」、「極私天下」的好惡價值判斷。而且，也並非說「公天下」時期人們就不存在私，或「極私天下」時期就不存在公的思想。只能說，「公天下」時期人們的思想、行為模式大都趨向於公，較少思慮及私；是一種常態公。而「極私天下」時期正好相反，是一種常態私。而「公天下」、「家天下」、「極私天下」只是從常態公逐漸走上常態私的一個過程；蓋，公私實為一體之兩面，我們只是竭力客觀敘述歷史三個不同時期的史實狀況而已。因為若「公」好而「私」不好，那麼怎會自「公好」而衍生岀「私不好」？「公天下」、「家天下」、「極私天下」各有其矛盾，重點在於「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」而已。所以，馬端臨將問題重點置放在「聖人」與「隨時制變」兩點上。
到這裡，其實我們已經可以掌握住本書〈自序〉所揭示的五大迷團的核心問題：重點在「聖人」與「隨時制變」兩點。從兩個重點，我們輕易可以看出漢政治文化的絕大問題。
蓋「聖人」已經成為帝王之代稱；故，「聖人」早不是聖人。「隨時制變」又因學術空洞化、思想僵化而喪失；那麼秦漢以後歷史不紊亂，根本就是不可期待了。答案原本如此簡易，至若要詳細解說，那就得花費龐大的文字了；本書之所以卷帙繁多，就是意圖作最完整的批判與答覆。
※ ※ ※ ※
這個高度私的概念，成為貫串秦漢以後中國歷史的核心價值；於是此後一切歷史事件便依循這種高度私的邏輯發展。這便是秦漢之後中國歷史的衍化動力！我們若從「極私天下」的概念，來讀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，那麼就容易理解了。
理解什麼？那就是理解為何秦漢以後的歷史中國，以內鬥、內戰寫歷史。歷史中國為何總是在一連串的內鬥、內戰中，將自己搞鬆，以至於連農民起義、弱小異族入侵，都無力抵抗，甚至因此而喪國。可以說，本書序言所說的那五個重點，之所以會反覆出現在中國歷史上，原因不過如此而已。
讀者們別說我妖言惑眾。請取本《資治通鑑》隨意翻閱（網路搜索可得），幾乎每頁都要寫到內鬥與內戰。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鑑》只寫到五代十國，五代十國之後的《宋史》、《明史》、漢化深刻的清之《清史稿》也基本上如此。秦漢之後歷史中國諸王朝的歷史，其基本格局都是相同的；都是在王朝努力自我掏空下，鬧得民不聊生、官不聊生，然後亡朝。正好是「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的具體呈現！
為何必須鬧到民不聊生、官不聊生然後亡朝？正如前面說的，王朝之存亡，有自己的身家性命存亡那麼迫切、重要嗎？權力成為全有或全無，那還能不爭嗎？就算不為帝位而爭，也得為身家性命而鬥；當然先私而後公了，先己而後人了。說得更明白些，生命交關、權力全有或全無，就不得不逼出全然的、赤裸的「楊朱主義」（註十一）了！
所以胡亥奪位，必然清洗兄弟姊妹與大臣；劉邦建國，清洗功勳大臣；呂后當權，容不下諸劉，呂后一死，諸劉大殺諸呂；而漢文帝容不下周勃，漢景帝必須整肅周亞夫；以及削藩引起七國之亂（諸劉整肅諸劉），推恩之策雖然奏效，但那完全無恩的意義在內，反倒是酷殺、奪權。歷史延續而下，所以曹丕必須幽禁各兄弟˙˙˙；帝王掌握主動權時，帝王純從自身利益思考；帝王失去主動權時，諸侯等著看帝王笑話，並尋找自己出線的機會。
但這些歷史格局，基本上都在孔孟預言之內。換句話說，當孔孟之世時，他們已經預見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的來臨！這更說明瞭歷史演化有它的必然的邏輯在牽引。
秦漢大一統後，不只是不存在「各親其親．各子其子．貨力為已．大人世及以為禮．域郭溝池以為固．禮義以為紀．以正君臣．以篤父子．以睦兄弟．以和夫婦．以設制度．以立田裏．以賢勇知．以功為已．」的景況，政治氣候已經大變；甚至整個文化氣候變得與先秦之前完全不同。
在文化上，先秦那種活潑多元的景象，已經轉換為兩漢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的局面；事實，這也是歷史衍化之必然。正與政治氣候大變同步。蓋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，只是借用儒家的名號來「抑黜百家」，達到秦始皇「焚書坑儒」所無法完成的目標。也就是說「抑黜百家」的目的達到了，但「推明孔氏」呢？事實儒家侏儒化了。換句話說，既存的諸子百家學說，若非被抑黜就是侏儒化；當然，一個學術思想的真空時期應聲而起！
讀者不信？如果儒學因此而昌明，那務虛的清談之風，與務來世的佛教盛行，又怎麼會在兩漢結束之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，取務實、務當世的的儒學而代之？從務實、務現世的儒學，轉化到務虛的清談之風與務來世、務涅盤的佛教的過程，又是怎樣完成的？
並且，董仲舒的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，其實搞的是「陰陽儒法」那一套；董仲舒那套東西的儒學氣氛很低，他事實以陰陽學作為本體、而以法家為用，只披上孔孟儒家的外衣，如此而已。加上儒學從先前的諸子百家之一，上升到獨尊地位，成為唯一官學；但其思想形態的凝聚化，無疑需要一段時間。當中有著權力在催化，又無疑可以縮短意識形態凝聚的時間。
權力既然介入，不免於部分儒家學者基於現實功利主義的原則，就要對儒學原理進行隨意性的改造，以滿足帝王的需求，而使得儒學的基本思想受到扭曲。事實，歷史的發展正是如此；這種文化政策，最終導致一種「愚人以自愚」的文化沒落景象，雖然一時看不出來。並且還以為兩漢經學大盛，果真「推明孔氏」了！
什麼是「愚人以自愚」的文化沒落景象？經武帝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之後，似乎一時經學大盛，同為儒家派下之一的「公羊學派」、「榖梁學派」，與到西漢末期才興起的古文經學派，都在官學中各佔一席之地。
但《後漢書˙卷第五十七》載說：「光武善讖，及顯宗（劉莊，劉秀子）、肅宗（劉炟，劉秀孫）因祖述焉。自中興之後，儒者爭學圖緯，兼復附以訞言（ㄧㄠ，訞言即邪說）。」從這段紀錄，可以推知西漢末年讖緯之說應該已經相當盛行，完全不必等到劉秀復國成功。這豈非證明兩漢所搞的儒學｜｜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的後果｜｜根本被陰陽學暗中偷天換日去了？
我們前述「一個學術思想的真空時期應聲而起」，事實也不是真的成為「真空時期」，因為思想不可能成為真空，而是為陰陽學、讖緯之說取而代之。於是開始成就「愚人以自愚」的世界！所以，我認為儒學之務虛化，要從董仲舒大搞陰陽五行算起。
《新唐書˙卷一百八十七》中載唐朝元稹（註十二）一段話，把「愚人以自愚」說得最清楚，他說：秦就不一樣了；秦滅先王所留下的學術，罷黜了太師、太保的尊位。所以，胡亥一出生，《詩》、《書》等等的知識，已經聽不到了；也沒有聖賢的楷模可以觀摩、親近。正好讓趙高這樣的閹宦，來教導他所有殘忍、罪惡的事情。這造成一種詭異的局面，那就是天下之人還沒盡數被蠢化，而胡亥已經蠢得分不清什麼是馬，什麼是鹿了；宦官趙高的威勢懾服了全天下，而皇帝胡亥卻只能把自己關在深宮裡當呆瓜。秦朝之必亡，道理是清晰的。（註十三）
「天下之人未盡愚，而亥不能分馬鹿矣」，真是將思想管制的後果一語道盡。事實，兩漢正是延續著秦「亥不能分馬鹿」的路線。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，目的不在「推明孔氏」，而是藉「推明孔氏」以「抑黜百家」；完全是思想管制的目的。於是，董仲舒基於陰陽家思想所建構而成的學說，逐漸傾向圖讖、符命，那是完全合理的。
孔孟之學本是非常務實的學術，陰陽學、圖讖則絲毫與務實無關，而「儒者爭學圖緯」；可以知道這時的儒學是如何地走樣。這個儒學走樣，不可能突然出現，必定有它的一個緩步的轉化過程；也是說，要達到「儒者爭學圖緯」的地步，必然需要一段不算太短的時間來醞釀。
大致可以說，孔子死後，他的弟子分轉各地傳學、出仕，儒學就已經逐漸出現分化。而幾傳孟、荀之後，主張各異，這當然也是一種分化。法家、陰陽家自儒家中興起，對儒家自然也不會毫無影響，黃老之學在漢初大受重視，學者間相互攻防，也要產生若干交流。是以，諸子學說進行某一程度上的混合、融匯也是必然的現象；雜家之出現，應該就是這種混合、融匯的結果之一。
而我們也可以推知，到董仲舒時，他雜揉各家，卻將陰陽家思想作為他思想本體。董仲舒如此主張，而漢武帝當然就他自身「內多欲而外施仁義」（《史記˙卷一百二十》）的人格特質，做選擇性地接受。他又好神仙、長生不老之術；於是，方士成群、進出宮廷，這種種逐漸形成一種新的傳統。陰陽、圖讖、方士之學，遂搭上董仲舒大談陰陽五行，與漢武帝好神仙、長生不老的便車，就趁勢滲入已經成為官學的儒學之中而逐漸興盛。
到漢宣帝甘露三年（西元前51年），詔《五經》名儒評議《公羊春秋》、《穀梁春秋》同異，連及《五經》同異，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要的盛會，史稱石渠閣議奏。在這次議會中最突出的部分，是漢宣帝以皇帝的身分，親自裁定經書是非同異。
皇帝親自裁定經書是非同異的歷史意義，在於對經文的解釋，皇帝說的才算數。這一來便擡高了經學會議的政治性，也使皇帝以大家長、大宗師、教皇的身份出現，突出了皇帝作爲學術最高統治者的形象。換句話說，到這時政治文化已經正式開始主導學術、文化走向，政治成為學術、文化的導演，權力可以及於文化中的所有諸面相；當然包括倫理，而這正是封建社會的基礎。
陰陽、圖讖、方士之學滲入儒學既久，帝王又開始扮演學術宗師與教皇的角色，搞到西漢末期圖讖之學已經勢起，連漢光武帝都迷之甚深；在他死前一年「宣佈圖讖於天下」（《後漢書˙卷第一下》），定圖讖爲士人取得功名的必讀之書。這一來，圖讖的地位立即給大大地往上提升。論真，到這時儒學其實已經完全走樣了！
《文心雕龍˙卷第一》：「起王莽好符命，光武以圖讖興，遂盛行於世。（東）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，皆命從讖（命令東平王以圖讖解讀五經）。俗儒趨時，益為其學，篇卷第目，轉加增廣。言五經者，皆憑讖為說，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，相承以為祅妄，亂中庸之典，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，以成其義，謂之古學。」
原來，王莽承襲遺風，喜好符命之說，隨著劉秀藉用圖讖之說取天下（註十四），然後「發揚光大」之，甚至將圖讖之學提高到「古學」的地位，並以之來解釋五經。俗儒爲了利祿，都兼習讖緯，稱「七經緯」爲「內學」，而原來的經書反稱爲「外學」。所以，讖緯的地位這時倒淩駕於經書之上。於是，讖緯之學就成為廟堂學術的重心。說這時儒學已經走樣，其實恐怕已經比走樣更嚴重了。
讀者到這時應該就可以更徹底理解蘇東坡所謂「自東漢以來，道喪文弊，異端並起」的歷史意義，其實早在西漢中晚期就已經大變特變了。劉秀甚至對大臣桓譚說：這件事我要根據圖讖所說的來決定，你看怎樣？
桓譚沈默了好久說：我從來沒讀過圖讖。
劉秀問為什麼。
桓譚說：圖讖這玩意兒根本違反經書。
劉秀大怒，說：「桓譚批評聖人，無法無天，拖下去砍了！」
桓譚嚇得猛磕頭，血流滿面；好久劉秀才釋怒。但不知劉秀所說得「聖人」，到底是何方神聖？桓譚貶官外放，在路上心煩意悶，死在途中。（註十五）只因為反對圖讖之說，就要殺頭；至此，還有什麼人敢於反對圖讖？而儒學五經等經書的地位，當然一落千丈！
到劉秀孫子章帝劉炟時，不僅這種圖讖之學相傳成為「國學」，劉炟甚至仿效西漢宣帝時在石渠閣詔群儒，於建初四年（西元79年），『大會諸儒于白虎觀，考詳同異，連月乃罷。肅宗（章帝）親臨稱制，如石渠故事』（《後漢書˙卷第八十六》）。史稱「白虎觀議奏」。
白虎觀議奏的規模和經歷的時間，都要超過石渠閣議奏。石渠閣議奏目的在講論《五經》異同，目標為統一解釋經典；相等於今日所謂的部定的、唯一的標準教科書，當然具有統一思想的用意在內。而白虎觀議奏也持同一目的。
漢宣帝、漢章帝這兩次講論《五經》異同，都出現「帝親稱制臨決」；這宣示皇帝已經成為教皇，他擁有經書的最後解釋權。這不僅是皇權的大幅擴張，而且以圖讖解經；換句話說，皇帝從此不只是世俗權力的擁有者，還是儒家經典的詮釋者，意識形態的決定者。到這時，已經將漢武帝「推明孔氏、抑黜百家」的政策推到另一新的地步；而戰國處士橫議、百家爭鳴那種景況，基本上已經被統一到一個小小如火柴棒那樣的範疇｜｜圖讖成為顯學｜｜因為圖讖已經成為解經的基礎，而淩駕於經學。
尤有更甚者，章帝命班固整理白虎觀會議的成果為《白虎通德論》；《白虎通德論》也稱《白虎通》，這是「一部簡明扼要的經學法典」、「是一種制度化了的思想，起著法典的作用」（任繼愈語，《中國哲學發展史˙秦漢卷》，引自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confucian/rujiao/zgdgj9c.htm）；「《白虎通》繼承了董仲舒重建、讖緯神學發揮的以『天』爲宇宙主宰的神學理論，把『天』作爲高高在上、神之又神的抽象主宰」、「作爲漢代國家宗教的經學全書，貫穿于《白虎通》的一根主線是政治神學，政治制度、政治等級和禮儀活動等各方面都被神聖化、神秘化了」（張榮明，同上網址）。
其實上述所引文字都還不足以形容《白虎通德論》的歷史地位。我們應該說，《白虎通德論》具有現代立憲的作用；《白虎通德論》中確立了皇帝等於「帝王＋天子＋聖人」的無可比擬的角色與權力。應該說，這是歷史中國第一次將皇帝的角色與權力，以白紙黑字的形式，完整地表現在官方文書之上。關於《白虎通德論》的實際內容，這裡暫不討論；我們留到《卷二》詳細說明。
可以說，從「焚坑」到「獨尊」一路而下的思想管制，這時終於竟其全功！而獨尊儒術的結果，尊到皇帝一人獨尊；再也不是儒學獨尊！圖讖淩駕於儒學，而儒學凋零。這就更清楚「推明孔氏、抑黜百家」的目的何在！假獨尊儒之口號，達獨尊皇帝之目的！所以，漢武帝的「獨尊」其實不是「獨尊儒術」，其實是獨尊帝王學！這點，我們將在《卷八》詳論。
劉秀曾孫和帝劉肇在位時（西元79-105年），中大夫魯丕上書說：「臣聞說經者，傳先師之言，非從己出，不得相讓；相讓則道不明，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。難者必明其據，說者務立其義，浮華無用之言，不陳於前，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。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，博觀其義，無令芻蕘以言得罪，幽遠獨有遺失也。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四十八》）這是拿「規矩權衡」、師法來管制思想的多變性了。
換句話說，你的見解不是見解，「師法」才算見解；可以看出，思想管制已經到達經書的枝微末節。蓋學者不能自行解釋經書，必須是國家博士才能解經；一切以博士所說為準。而博士事實當皇帝的差，是吃皇糧的，等於皇帝掌握經書的最終詮釋權；而博士、官僚，都搖身一變成為教皇以下的神父。如此，思想不逐漸僵化、空洞化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後世有所謂儒教是中國的宗教，其實儒學是一門可以客觀討論研究的學術，與宗教無甚關聯；但當儒學走到儒教的地步時，儒教亦與儒學毫無關係了。古典儒學、傳統儒學的歧異，讀者到這時就應該完全清晰了。
本文經過曲曲折折的長篇解說，到現在終於發現，搞了二百多年的獨尊儒術，竟然搞岀儒學破產這樣的結論！
從漢武帝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，到漢宣帝《石渠議奏》、劉秀「宣佈圖讖於天下」、劉炟《白虎議奏》，到劉肇「傳先師之言，非從己出，不得相讓」；整個過程就是大力縮小思想版圖的過程，也可以說是思想、學術閹割的過程！
景況如此，所以到東漢安帝劉祜時（西元107-125年）所培養出來的士，「飾偽以邀譽，釣奇以驚俗，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，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，名與實反，心與跡違˙˙˙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，尚何聘召之有哉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五十一》）。
司馬光這段話把當時的士大夫可謂罵到骨子裡去。一群人裝模作樣，目標看準的就是要獲取聲望。等有點聲望了，朝廷徵召來當官，卻推三阻四；這推三阻四並非不想當官，而是不當小官，意圖一傢伙進了官場，就是卿、相這樣的高位。這些人的名望與學識能力正好成反比，他內心中的想法與他的實際行為正相違背。而我則歸納岀一句話：「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」，這事實正是秦漢以後中國歷史的最佳寫照。請讀者留意，「名與實反，心與跡違」！
我們回顧從漢武帝建元元年（西元前140），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開始思想管制算起，到東漢安帝劉祜時，前後不過兩百五十幾年，整個學術風氣已經墮落到完全難堪的地步。這時傳統儒學已經幾近於破產，所以蘇東坡才會說「道喪文弊」；「道喪文弊」所隱含的意義，其實就是指破產二字。可以說，天下之人未盡愚，而兩漢諸帝與諸儒不能分虛、實矣，不能分儒與陰陽、圖讖矣，亦不能分治國之道與「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矣！這豈非愚人以自愚？
而在這種情況下，統治階級又怎麼可能將國政作妥善處裡，政治之敗壞，原是一代代帝王「努力」下的結果，豈偶然乎？
這就是東漢末年、三國、兩晉，遁入我所謂的虛無主義與神秘主義瀰漫的清談世界的遠因。蓋，歷史不會突然出現一些不可解的怪誕現象，所有的現象都有它的背景、遠因。
後來狀況持續，到黨錮之禍（註十六）後，士大夫受到普遍性清洗，我認為這是對長期受到壓抑、管制、扭曲的儒學的最後一擊。從此，清談之風大起，虛無主義、神秘主義風行；竟然「歷唐貞觀、開元之盛，輔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」（〈潮州韓文公廟碑〉，蘇軾）。不能救什麼？當然是指不能救當時中國的「道喪文弊」。
事實，我們可以論證出兩漢期間的思想管制，以致造成「道喪文弊」的局面，加上黨錮之禍的最後一擊，才使得三國兩晉南北朝思想真空化。否則，儒學在孔子集大成之前早已存在數千年，這樣一個淵源極深、極遠、極廣的思想，不可能在三數百年中就給破壞殆盡。
儒學既然在黨錮中，因士人普遍受清洗而給破壞殆盡；又，一個國家缺乏一套充實、活潑而又務實的思想作為治國指導，亂象頻仍是可以估計的。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歷史亂象，應該自這樣的觀點看，才能得其真相。
而「抑黜百家」事實就造成兩漢逐漸走上思想空洞化、僵化的遠因。所以，思想嚴苛管控，才是秦漢大一統以後歷史中國災難的緣起；事實，這不過只是災難的開始，而不是結束。這是本書的主要重點：「思想嚴苛管控，是歷史中國災難的緣起」。
而這一切全都不出於孔子所預言的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的範圍。這裡要請讀者們注意，我的意思不是說孔子是個神秘的預言家，而是說孔子根據他的學說，做了合於邏輯的推論。而後世的發展，果然全都在他的推論中。於是，歷史中國快速進入一個亙古所未有的大動亂中，其來有自！
倘若，「大一統」是秦、漢的豐功偉業，那因「大一統」才可能出現的思想管控，就可以說是人類史上的大災難；因為思想版圖被大大地縮減了！無形的思想版圖暗自拋棄，其結果就在政治現實上造成無窮盡的大災難。
我長期讀史，不曾見到有史家對秦漢之際的思想管控有足夠深刻的批判。殊不知秦漢之際這種一連串的焚坑、獨尊、「宣示圖讖於天下」、石渠議奏、白虎議奏，與侷限於師說的權力介入學術的做法，其實正是王朝自毀機制最根本而又具體的作法；這讓整個統治階層的思想領域被侷限在非常狹隘的範疇，並且失去自我糾錯的能力，因為經學完全圖讖化。無限的權力揮灑於有限的圖讖的空間，自然不可能出現善政，也當然民窮財盡；而無限的思想力，亦只有圖讖這樣的範疇去研究，那當然出現諸如漢靈帝「吾講武如是，何如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五十九》）的故事。
話說，東漢靈帝賣官鬻爵發了好大一筆財，錢多得沒地方放，就交給太監們東藏西藏。皇帝賣官，官僚買官，那當然民窮財盡；民窮財盡那當然社會不平靜。社會不平靜，便有會望氣的方士認為京師將會有兵災，造成兩宮流血。漢靈帝聽了覺得不高興，就大舉調動四方軍隊入京，要壓住這股邪氣。於是建一堆高壇、小壇，數萬軍馬在漢靈帝親閱之下威風凜凜；漢靈帝自稱「無上將軍」，繞陣三次後結束。
漢靈帝問討虜校尉蓋勳說：「吾講武如是，何如（柏楊譯：我檢閱大軍，耀武揚威，你有什麼感想）？」
蓋勳回說：「臣聞先王翟德不觀兵。今寇在遠而設近陳（陣），不足以昭果毅，只黷武耳！」
漢靈帝說：「善！恨見君晚，群臣初無是言也。」 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五十九》）。
帝王只能在自己的小財庫（貪）上與軍隊（鎮壓）上動腦筋，那已經註定這個社會無法持久。而漢靈帝的作為，從兩漢思想管控的過程看，應該是合理的結果；漢祚之不永或說漢之自裁，也非無跡可尋。
把錢、軍隊掌握在手掌心，似乎對帝王大權最為安全；正好比把宦官都閹了，那麼后妃就不至於受到男人的染指。其實歷史中國不貞的后妃大有其人，只把宦官閹了，無濟於事。論史者常疑惑中國為何缺乏科學精神，我則相信必是這種思想閹割，閹去了歷史中國人敢於質疑的習性。而歷史中國人為何總是窮其畢生精力於權力鬥爭，在權力之外的廣大空間卻少有關心？因為他們無法想像權力之外另有空間！
事實，歷史中國也確實如此，在政治權力之外，基本上不存在太多其他的空間。自我閹割如此之徹底，貽害可為大矣；這是另外的議題，不再討論。
關於「大災難」，我們後文將詳細討論，這裡暫時擱置。至於，天下不大一統能思想管控嗎？當然不可能。列國林立時，怎麼可能思想管控？正如春秋戰國時期「處士橫議，百家爭鳴」，完全無從進行思想管制；或如歷史歐洲，馬丁路德、加爾文、伏爾泰、盧騷˙˙˙，有其他國家可以流亡，也同樣無從進行思想管制。
而由於孔孟那套古典儒學已經消失無蹤，董仲舒所倡導的「陰陽儒法」傳統儒學，又因為「抑黜百家」而使得儒家失去砥礪的機會而破產，歷史中國的思想遂呈現真空狀態。事實那也不是真空，而是一片混沌。最上層結構如此，下層結構可想而知。
為何兩晉南北朝會亂到如此地步？我的答案只有一句話：思想破產。而思想破產則源自漢武帝時期的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。
歷史的軌轍其實非常清晰。思想管制與大一統密不可分，這是配套的、不可分割的。就像今天的政權想進行獨裁，那它的首要工作必然是一黨專政、控制輿論與教育；一黨專政必然與控制輿論與教育成為配套，缺一不可。秦漢大一統其實不只是大一統，大一統的目的在納天下於一人私囊；既然要納天下於一人私囊，那怎麼可能捨思想管制？所以，政治的腐敗，正與學術之沈淪同步；而這一切都是歷史之必然！
一般都認為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」，不過只是儒家一家獨尊，儒學興盛而百家蕭條；如此而已。事實不然。春秋戰國時期，儒家有百家競爭，所以儒學能精益求精而逐漸興盛；連百家都一起興盛。但當儒家一家獨尊之後，尤其儒家還給陰陽家、法家掏空，就成為「公賣局」；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。但，這個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的「公賣局」，早晚走上破產，那是一定的道理。
「公賣局」破產，人們頂多不吸煙、不喝酒。古典儒學已經消失，百家早已被抑，傳統儒學再破產，以致造成神秘主義與虛無主義橫行，士大夫無實學，等於國家毫無務實的治國主張與政策；那就不能不哀鴻遍野了。這種思想破產的現象，在南北朝對峙之時，北朝胡人帝王與南朝漢人帝王的對比上，看得最清晰；這是我們《卷三》的重點之一，這是歷史中國被誤會得最深的時期。
一般總說「五胡亂華」，意思是說不該到中國來亂的胡人，竟然來了，還大亂特亂幾番，搞得中國烏煙瘴氣的。所以，罪過在胡人。事實果真如此？我認為完全不是這回事。
先就政治與軍事言，是西晉之前中國已經長期大亂，人口鉅量被消耗。《三國志˙魏書第一》載曹操所說：「吾起義兵，爲天下除暴亂。舊土人民，死喪略盡，國中終日行，不見所識，使吾悽愴傷懷。其舉義兵已來，將士絕無後者，求其親戚以後之，授土田，官給耕牛，置學師以教之。爲存者立廟，使祀其先人，魂而有靈，吾百年之後何恨哉！」、
「喪亂已來，十有五年，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，吾甚傷之。其令郡國各脩文學，縣滿五百戶置校官，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，庶幾先王之道不廢，而有以益於天下。」、
「是時天下戶口減耗，十裁一在」（《三國志˙魏書第八》）
這種景況，鬧到西晉武帝司馬炎時，人口最盛時僅一千六百餘萬；而這一千六百餘萬中還包括著大約八百七十萬胡人。換句話說，扣除諸胡人口，這時漢族人口可能只在八百萬以下（註十七）。司馬炎死後，八王之亂大起，諸王為增強自己的實力，紛紛引胡人為助；這才將胡人捲入西晉內戰中。胡人進入中國眼見中國空虛，就發現、找到入侵的機會。說白些，是晉王朝「邀請」諸胡來亂的。
就文化上而言，南北朝時期，是北方的諸胡王朝為當時中國保持了一些殘餘的古典儒學思想；並帶進胡人樸素與勇健的精神，為中國已經衰頹的文化，帶進了新的精神與內容。佛教便是最廣為人知的。佛教甚至在南北朝與隋唐時期，幾乎取完全儒學而代之。這些，我們在《卷三》中將有詳盡探討。
而南方的漢人王朝，在廟堂之上早已經不見孔孟之說。《資治通鑒˙卷第一九二》記載李世民所說的：「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，侯景之亂，百官不能乘馬。元帝爲周師所圍，猶講《老子》，百官戎服以聽。此深足爲戒。」就是最好的說明。是否只有梁武帝才如此，當然不只；基本上兩晉到南朝無不如此。所以《陳書˙儒林序》云：「魏、晉浮蕩，儒教淪歇，公卿士庶，罕通經業矣。」意思所指，魏晉以至宋齊梁陳諸南朝，「經業」已經荒廢到非常極端的地步了！
南方不在諸胡統治之下，所以南方「儒教淪歇，公卿士庶，罕通經業矣」的責任不在諸胡；而是南方小朝廷承續「魏、晉浮蕩」的結果。
反過來看諸胡，南梁大將陳慶之自北方南回；「慶之自魏（北魏）還，特重北人，朱異怪而問之，慶之曰：『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，比至洛陽，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，非江東所及也，奈何輕之？』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一五三》）「非江東所及」可見當時江南的學術風氣遠遠不及諸胡輪流盤據的中原，尤其儒學。
所以，簡單來說，是漢人自己捨棄了寬廣的思想空間（「抑黜百家」），再放棄務實的學術（經學神學化、讖緯化）；棄置了無垠的思想領域，導致思想渾沌、敗政接踵、暴君貪吏輪現，才使得天下大亂。虧諸胡替中國傳承了那些漢人已經失去的東西，到隋唐之後，終於逐漸獲有復興的契機。俗話說「禮失求諸野」，而這時該說「學失而求諸胡」了。我認為這是歷史中國的大問題，我們這裡所論，不免過度簡略；詳盡處請閱《卷三》。
所以，到秦漢之後，在政治上權力集於一人之手，再以政治力影響學術，使學術思想僵化、空洞化；只知臣服於政治權力。若論中國思想之被扼殺，實起於這個時期。所以，秦漢之後已經不再是「家天下」，而是「極私天下」了。
「天下之人未盡愚，而亥不能分馬鹿矣」，「光武善讖，及顯宗、肅宗因祖述焉。自中興之後，儒者爭學圖緯，兼復附以訞言」，這兩段記載，最足以說明秦漢以後歷史中國思想破產的景況，也最足以說明為何三國兩晉南北朝亂世的來由。為何如此？
未愚人，先自愚。如此而已。
都把自己先搞笨了、搞蠢了，還能不退化？經數百年退化，廟堂之上的學術、思想都破產了，才釀成東漢末年以後的大亂；歷史應該如此解析，才符合歷史實情，而歷史演化的邏輯就豁然暢通。
簡單來說，秦漢以下以至於南北朝，其實只是歷史中國學術思想的破產過程；由於學術思想破產，歷史中國乃失去治國的能力，於是弱小的諸胡才能入主中國。歷史可說一目了然！
註釋：
註一：原文為：「高祖大朝諸侯群臣，置酒未央前殿。高祖奉玉卮，起爲太上皇壽，曰：『始大人常以臣無賴，不能治産業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？』殿上群臣皆呼萬歲，大笑爲樂。」
註二：故事說周亞夫的兒子為了準備父親死後殉葬的東西，就向官方買了一些廢棄的武器﹔漢景帝知道後下令偵辦。法官認為「君侯縱不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」。所以對這位平定七國之亂的大功臣橫加侮辱、嚴刑拷打，周亞夫終於絕食餓死獄中。其實，漢景帝的動機只一點，那就是周亞夫「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」。只因為皇帝認為他未來可能不服「少主」，所以他就得死；事實，亦不過只是功高震主、能力高震主而已。見《史記˙卷五十七》。
註三：皇帝總要侷限太子參與政權，太上皇與皇帝爭權兩事，這裡也暫時不做說明；後面各卷都將陸續提到，屆時會作更多介紹。
註四：三綱指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；六紀指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諸舅、師長、朋友。
註五：見杜正勝，《古典與現實之間》，三民出版，1996，p12-13。
註六：侯外廬以中國思想史研究見長，並且形成了以他為中心的「侯外廬學派」。侯外廬也是中國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和方法，研究中國思想史、哲學史體系的學者。
註七：侯外廬《中國思想通史》一書係我在網路上下載所得，所以無法指出頁數與相關出版資料。而該網站時開時關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以google搜索。我自己是很花了一些時間一一下載。
註八：原文是「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，故天子之地千里，公、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裏，子、男五十裏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埰地祿邑，各私其土，子其人，而子孫世守之。其土壤之肥磽，生齒之登耗，視之如其家，不煩考□而奸僞無所容，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。民仰給於官者也，故受田於官，食其力而輸其賦，仰事俯育，一視同仁，而無甚貧甚富之民，此三代之制也。秦始以宇內自私，一人獨運於其上，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，視其地如傳舍，而閭裏之情僞，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。守宰之遷除，其歲月有限，而田土之還受，其奸敝無窮，故秦漢以來，官不復可授田，遂爲庶人之私有，亦其勢然也。」
註九：原文：「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。自其出於公心，則選賢與能，而小大相維之勢，足以綿千載；自其出於私心，則忌疏畏親，而上下相猜之形，不能以一朝居矣。景武（漢景帝、漢武帝）之後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，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，不過食其邑入而已，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。然則漢雖懲秦之弊，復行封建，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，而實無唐虞、三代之公心，爲諸侯者既獲裂土，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，故不久而遂廢。」
註十：原文為「逮漢之亡，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，而成孤立之勢。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，魏文帝忌其諸弟，帝子受封有同幽縶，再傳之後，主勢稍弱，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，曾無顧憚。晉武封國至多，宗藩強壯，俱自得以領兵卒，置官屬，可謂懲魏之弊矣，然八王首難，阻兵安忍，反以召五胡之釁。宋、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，名爲藩鎮，而實受制於典簽、長史之手，每一易主，則前帝之子孫殲焉，而運祚卒以不永。梁武享國最久，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，專制一方，可謂懲宋、齊之弊矣，然諸王擁兵，捐置君父，卒不能止侯景之難，然則魏、宋、齊疏忌骨肉，固以取亡，而晉、梁崇獎宗藩，亦不能救亂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，而王綰、李斯、陸士衡、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，亦不可得而偏廢矣。」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，我同樣得之於網路；網址http://www.sxu.edu.cn/yjjg/mypower/Soft_Show.asp?SoftID=187。
註十一：楊朱思想的特點是「為我」、「貴己」和「輕物重生」，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什麼都重要，對周圍的事物與利害漠不關心。孟子曾批評楊朱的「為我」思想，他說：「楊子取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。」（《孟子‧盡心上》）（引自《中國大百科智慧藏˙楊朱詞條》）
註十二：元稹（西元779-831年），唐代文學家。字微之。河南洛陽（今屬河南）人。為北魏鮮卑族拓跋部後裔。
註十三：原文是：「秦則不然，滅先王之學，黜師保之位。胡亥之生（出生）也，《詩》、《書》不得聞，聖賢不得近。彼趙高，刑餘之人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，日恣睢，天下之人未盡愚，而亥不能分馬鹿矣；高（趙高）之威懾天下，而亥自幽深宮矣。若秦亡，則有以致之也。」（《新唐書˙卷第一八七》）
註十四：「劉秀稱帝時還有理論根據｜｜據說圖讖稱『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鬥野，四七之際火爲王』；『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爲天子』｜｜說明這完全是天意。但熟悉圖讖這套玩意的人都知道是怎麽一回事，其他的割據者幾乎都有一套相似的圖讖，圖讖是人造的，也是人解釋的，所以如果實在沒有，成功以後也會有人來彌補。」葛劍雄，http://www.xys.org/xys/ebooks/others/history/ancient/tianxiashenqi.txt
註十五：《後漢書˙卷二十八上》原文是：「帝（劉秀）謂譚（桓譚）曰：『吾欲以讖決之，何如？』譚默然良久，曰：『臣不讀讖。』帝問其故，譚復極言讖之非經。帝大怒曰：『桓譚非聖無法，將下斬之！』譚叩頭流血，良久乃得解。出爲六安郡丞，意忽忽不樂，道病卒，時年七十餘。」
註十六：我認為這是歷史中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。我對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界定為：藉文化、思想、暴力為手段，實質以權力鬥爭為宗旨，所進行的全面性、大規模鬥爭、迫害。
我認為絕對不能將西元1966-1976的文化大革命，視為歷史突發事件；因為歷史中國早已反覆出現本質相同的歷史事件。這是「模式現象」；歷史不可能出現全面性、大規模的突發事件，所有全面性、大規模的「突發事件」，都可以在過往歷史中，找到它們的「原型」。黨錮之禍前，早已有「藉文化、思想、暴力為手段，實質以權力鬥爭為宗旨，所進行的鬥爭、迫害。」但都還談不上「全面性、大規模」。秦始皇時期的「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，以古非今者族」，當然也是「文化革命」，但還稱不上「大」。「全面性、大規模」自黨錮之禍始。我認為一般史學者對黨錮之禍的歷史重要性過分輕忽。
註十七：請參閱本卷〈從人口資料看極私統治哲學〉一文。杜祐《通典˙食貨七》云：「魏武據中原，劉備割巴蜀，孫權盡有江東之地。三國鼎立，戰爭不息。劉備章武元年，有戶二十萬，男女口九十萬。及平蜀，得戶二十八萬，口九十四萬，帶甲將士十萬二千，吏四萬，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，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。除平蜀所得，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，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。孫權赤烏五年，有戶五十二萬，男女口二百三十萬。」
這等於說，魏平蜀時，魏人口數為5,372,881，加上東吳2,300,000，這時中國人口總數只在767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