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-7 自找的內憂（一）｜｜誣反事件模式之一 (洪明燦作)
（韓）信曰：「果若人言，『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』天下已定，我固當亨！」上曰：「人告公反。」遂械繫信。｜｜《史記˙卷第九十二》
總之，在不疑處起疑；這就是秦漢以後歷史中國的歷史衍化動力！｜｜老伙仔
有過上二文〈1˙5歷史中國廟堂學術的破產（一）｜｜愚人以自愚〉、〈1˙6歷史中國廟堂學術的破產（二）｜｜內憂與外患〉簡略的討論後（確是簡略的討論，更詳盡、深入的解說要等到以下各卷），我們大致就可以理解杜牧〈阿房宮賦〉「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」的內在邏輯；這也是我所說「王朝自毀機制」的內在邏輯。當然更是秦漢以後歷史中國所有王朝興亡的內在邏輯。
也是說，秦漢以後由於思想管制逐漸嚴苛，以致造成「愚人以自愚」的社會現象；引讖入經，以讖解經，百家既已被禁，儒家經學看似甚盛，其實那是支離破碎的儒學。由於經學早已支離破碎，長期而下遂使得歷史中國廟堂學術破產。這種狀況經兩漢延續到魏晉時期，廟堂學術早已因古典儒學破碎支離而不足以支撐國家正常運作，所以「民不聊生」。
而作為封建王朝的倫理觀，這本是王朝的基本價值，亦不足以規範任何掌有權勢者，權力相互清洗長期密集發生；「官不聊生」矣。「民不聊生」加上「官不聊生」，因此國家基礎動搖、權力離析，內憂頻起而導致原本不成為外患的外患屢生，甚至因此而顛覆既存王朝。劉淵之所以能以二萬之眾將西晉打成東晉，其道理就容易理解了。
其實，不只是漢趙王朝之興起如此，北宋之滅於金，蒙之亡南宋，以及清之入主中國亦如此。至於烏合之眾的農民起義，之所以能顛覆王朝或對王朝形成重大威脅，所有這些歷史事件的基本模式都相同。但，這樣的分析事實還是非常粗糙的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之；以瞭解王朝自毀機制是如何在運作。
我的意思是說，在廟堂學術破產與價值毀壞的大條件（戰略）下，歷史中國各個王朝以什麼樣的手段來完成自毀？這屬技術（戰術）層次的探討。當然，本文不可能為以上所有問題作完整解析，僅就王朝自毀機制之下的「誣反事件模式」做說明。也是說，一個因廟堂學術破產的王朝，如何透過「誣反事件模式」這樣的機制來進行王朝自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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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小時候讀書，看到劉邦、項羽逐鹿天下，摧毀殘暴的秦帝國，都感到非常高興；因為受苦受難的百姓終於可以稍稍喘一口氣了，時序終於將進入「黃老之治」與「文景之治」。而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的象徵性故事，終於在歷經長時期聯合想像力「創作」之後，以傳奇故事方式報復了秦的殘暴，雖不免阿Q，倒也大快人心。讀劉、項相爭，最後劉勝項敗，固不免為力能拔山的蓋世英雄項羽感到傷悲，卻也佩服劉邦善於用人將將，從不可能中創造出可能。逐鹿天下、勝王敗寇雖然殘酷，但一刀一槍廝殺過來，也還覺得可以接受。
當然，當時年紀小不會知道「秦兼諸侯，所殺三分居二」；也不會知道隨後不久「漢高帝定天下，人之死傷亦數百萬，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，方之六國，十分無三」（以上《通典˙食貨七》）。這完全是密集的人口鉅量殞滅；但沒人知道，因為課本既沒說，老師也沒提。倘若當時知道有數百萬、上千萬的小民在戰爭中喪命，大概就沒人會關心誰勝誰負了。因為小民慘敗如此，誰還會關心殺人如麻的屠夫勝敗為誰？
歷史教科書不對秦兼六國、劉項這樣的連續性戰爭的慘重傷亡做說明，足以讓人懷疑主政者有愚民的意圖。事實，秦漢以後的歷史中國，出現了至少十一次以上的人口滅絕式戰爭；保守估計，平均約160年-190年就出現一次。每次消滅人口總數數成之多，甚至高達七八成以上。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，應該稱得上是歷史中國的首要大事。教科書尤其沒有任何理由迴避之（註一）。迴避這樣的議題，等於縱容、鼓舞屠殺；而愚民也必然將導致統治階層自愚。
由於忽視了人民慘重的滅絕故，學生們關心的焦點，大都集中在慶幸暴秦滅亡之後，為慘死於詭計之下的韓信、英布、彭越等人惋惜；尤其韓信。可謂遺其大者，而矜其細者。我平素與朋友討論歷史，很少人知道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如此密集的、大規模的人口滅絕；當中還包括許多歷史科班出身者。因此，大致都只能對百姓在戰爭結束後，獲得喘息空間而感到高興，認為歷史中國以「一治一亂」相循環，而非黃宗羲所說的「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？」。同時，又不能不為漢興以後的一連串的歷史血腥事件感到不可解；真是本末倒置。
但本文暫且不討論這議題，我們回歸漢初的政局。
問題是，這幾位功績最大的功臣，真非冤殺不可嗎？那以後還有誰敢於為皇室賣命？人間果然不存在正義、是非、情分，只有利害嗎？
歷史所記載，與司馬遷《史記》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，已不容我們對韓信等人的遭遇有所質疑；可以說，歷史鐵案如山，我們所能作的只是解析這樣歷史事件的意義而已。所謂「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酣睡」（註二），是個容易理解的概念；因此，就算我們站在劉邦的立場，在當時時空之下，恐怕也只能採取劉邦的手段。為著維護自己與自己子孫的現實利益，處心積慮清洗這一切，這可能是當時情境之下的唯一選擇。
《舊唐書˙卷第七十二》載唐太宗為劉邦殘殺功臣說了幾句話，實在也不無道理。他說：「朕覽漢史，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，意常尤（非議）之。及居大位以來，常欲保全功臣，令子孫無絕。然卿（尉遲敬德，即尉遲恭）居官輒犯憲法，方知韓、彭夷戮，非漢祖之愆。」原因是尉遲敬德參加宮廷宴會，有某人的座次排在他前面，尉遲敬德因此大怒說：「汝有何功，合坐我上？」尉遲敬德自恃功高，以功自驕。同僚王道宗正坐在尉遲敬德之下，好意要排解糾紛；卻不料尉遲敬德因此勃然大怒，向王道宗揮以老拳，差點把王道宗打瞎了。
我們可以理解功勳重臣在建國階段的付出必然龐大，以功自驕恐怕也是人之常情。尤其劉邦這些異姓王能力高超，功績、勞績都大，也都具有高度的號召力。他們既有能力造秦嬴與項羽的反，當然也有本事造漢劉家天下的反的；還是除去了放心。這也是人之常情。何況功勳重臣四周盡是一群追求富貴之士，老在勸他們造反。功勳重臣往往成為還為穩定的新王朝的不定時炸彈；蒯（ㄎㄨㄞˇ）通不就勸韓信「參分天下，鼎足而居」（《史記˙卷第九十二》）？
所謂一個人的善意，可能會是另一人的毒藥；何況利益、猜忌介入其中！
這些故事顯示，漢以後事實延續秦的統治思想，與三代時分封天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；三代諸侯各領封國，與天子共享天下，傳衍成習。這是先秦以前「家天下」的統治思想；倘若孔子所說的「天下為公」的世界曾確實存在，那當然又是更早的另一種不同的思想。總之，到秦時既「並有天下」，然後進一步要「別黑白而定一尊」，劉邦雖然沒說「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酣睡」這話，但他採取了清洗「臥榻之旁」的行為。贏政、劉邦等等帝王表現方式雖然不同，但動機、邏輯則一。
所以，劉邦雖然創建了另一個新的王朝，但他的統治思想事實延續秦的思想；他雖封了許多諸侯國，但劉姓以外者都給清洗了。新瓶中裝的還是舊酒。不，連酒瓶也沒換，換了瓶上的標籤罷了！秦改為漢，如此而已（註三）。
但，問題在於劉邦從這樣極私的立場出發，以「人告公反」（《史記˙卷九十二》）的模式殺了所有重要的異姓王，大肆立了許多劉姓王，是否就防止了造反的事？我們也都知道並沒有。事實，在極私統治哲學之下，「臥榻之旁」永遠清洗不完；所以，後來諸呂清洗諸劉、諸劉再反過來清洗諸呂、漢文帝清洗周勃等劉邦舊核心集團，並清洗同為諸劉的七國之亂，甚至漢景帝清洗周勃之子，也就是替他平定七國之亂的統帥周亞夫。這等等，以及後來更多的劉家骨肉相殘，在此後兩千年歷史中，同樣的故事都一直上演著││在異姓、同姓之間，甚至父子兄弟間相殘。
甚至，前述「及居大位以來，常欲保全功臣，令子孫無絕」的唐太宗，當他在世時確實盡力保護功臣；但，終究他還是保護不了自己的子孫、功臣。武曌在唐高宗時執行了唐太宗所未曾執行的清洗工作！關於這些內容，我們將在《卷四》中詳述。這裡拈出這個史實，不過提醒讀者們留意，所謂「漢唐盛世」，都無一不盡全力在摧毀自己的倫理基礎。若漢唐確屬盛世，那麼這樣的盛世恐怕也是相當黯淡無光的！
基本上我們可以說，秦漢以後的歷史中國以內亂、內戰寫歷史。政治體制上的大一統，與思想上的定一尊，並無法在事實上達到定一尊所期待的目標；反而造成更長、更頻繁的內亂。因為以上所有的不平靜，都不脫「人告公反」的基本格局。
因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在這樣的「納天下於一人私囊」的政治體制上的大一統，與思想上的定一尊的統治觀念下，造反並不僅限於異姓、同姓，就是至親骨肉也一樣不可靠，一樣造反。意思是說，「納天下於一人私囊」的統治思想，才是頻繁內亂的關鍵。總之，在秦漢以後，前引馬端臨所說「自其出於私心，則忌疏畏親，而上下相猜之形，不能以一朝居矣」，在這樣的思想下，逼得人不只不敢相信異姓，連自己的骨肉都信不得，於是父子兄弟相殘也就不稀奇了。
請讀者注意，統治階層在不疑處起疑，以致處處猜疑；這就是秦漢以後歷史中國的歷史演化動力！
司馬遷生動地記下鍾離眛、韓信、劉邦三個人之間的互動，與心理狀態：鍾離眛原來是項羽的大將，與韓信交情好。項羽死後，鍾離昧投奔韓信。但劉邦討厭他，知道他受韓信庇護，下詔楚國要逮捕鍾離眛。
韓信初到楚國上任，出巡時都帶重兵。後來有人上書密告楚王韓信密謀造反。劉邦用陳平的計謀，以天子到南方雲夢巡狩會諸侯的名義，派使通知諸侯會齊，其實打的是要偷襲韓信的主意。劉邦抵達楚國，韓信心中大概也發毛，企圖發兵造反；但自認無罪，想去謁見劉邦，又怕出事。就有人說砍了鍾離眛，帶他的人頭去見劉邦，他一定高興，那就包準沒事了。韓信果然去見鍾離眛，要「商借」他的頂上人頭。
「鍾離眛曰：『漢所以不擊取楚，以眛在公所。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，吾今日死，公亦隨手亡矣。』乃罵信曰：『公非長者！』卒自剄。信持其首，謁高祖于陳。上令武士縛信，載後車。信曰：『果若人言，【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】天下已定，我固當烹！』上曰：『人告公反。』遂械繫信。至雒陽，赦信罪，以爲淮陰侯。」（《史記˙卷第九十二》）
韓信、劉邦這種這種心理狀態，大概只有猜忌、貪婪足以適切形容。貪婪來自於前引柳宗元〈封建論〉所分析的：「其情，私也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」。而猜忌則導自於馬端臨所說的「忌疏畏親、上下相猜」。正是這種納天下於一人私囊的貪婪，與懼畏私囊被奪的猜忌，貪婪與猜忌相加，漢初便出現除了功勳重臣盡誅之外，也造成此後諸呂與諸劉的相互殘殺局面。
換句話說，帝王所擁有的高度的、集中的權力，激出了統治階級最陰暗面的恐懼與貪婪。恐懼與貪婪交織，不得不緊緊抓住權力稻草，不斷進行最極端的鬥爭。
等權力稻草抓穩了｜｜似乎抓穩了｜｜就逐漸轉化出黃宗羲所說的「始而慚焉，久而安焉，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」的貪婪心理。孰不知稻草仍為稻草，似乎抓穩了，其實總是不穩。於是那種高度不安全感如影隨形，隨時刺激著最高統治者的猜忌心，猜忌心便在不疑處有疑。於是權力所到之處，一片狼藉！
正與前引孔子所說「患得、患失」、「茍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」，無所偏差！
秦與漢初，已經將這種心態裸露到極點，以致，不只是秦嬴的郡縣制救不了秦，劉邦的郡國制，廣立諸劉、環拱朝廷，卻也成為亂源。顯然問題並非出在郡縣、郡國體制上，而在於極私的統治動機與做法；「其情，私也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」。這種做法與孟子的思想，在基礎上是全然不同的。導致了若非在上者猜疑著在下者，就是在下者覬覦著在上者屁股底下的座位。所以大殺功臣成為常態，篡弒也成為常態；所謂「上無兢畏之君，下有覬覦之臣」，一語幾乎可以道盡歷史中國各王朝君臣之間的基本心態。
我們無意於、也用不著苛責前人，說他們殘暴不仁，或說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，以「誣以謀反」殘殺了與自己奮鬥的夥伴，甚至骨肉。就算劉邦寬於對待韓信等人，或漢景帝寬於對待七國同姓諸王，卻或許正是對自己殘忍，對篡位者仁慈。
太史公不也記下「高祖且至楚，信欲發兵反」這話麼？歷史不容假設，沒人料得準某個人心中的所有思慮。所以，儘管當時這般清洗，看來完全不符道德規範；但後世解史，卻不能侷限於道德眼光。否則就要陷入黃仁宇教授所說的「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，譴責殘酷，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」的困境了。我們必須追索到這些行為背後的那股基本動力來源，才能真正理解歷史的開展，何以會如此這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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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在於無論是李斯的「今皇帝併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尊」，或叔孫通的君尊臣卑儀禮、「人主無過舉」，甚至董仲舒的「推尊孔氏，抑黜百家」等等，這樣的壓抑臣下以尊君，及思想管制以防止思想異端，整體來說，這樣保衛皇位的種措施不只無效，其實導致了更多的亂源。因為這樣抑眾人之慾，以逞一人之慾的極私統治思想，高度犧牲了小民的利益，以致形成「民不聊生」。而統治階層之間的權力鬥爭，又導致了「官不聊生」。兩者相加成為王朝自毀，也就是成為我們所閱讀的那些歷史紀錄。
但，為何中國這樣一個尊儒的，以封建倫理作為立國基礎的封建倫理大國，卻允許這樣慣常以「誣以謀反」的手段殘殺無辜、以篡弒手段奪取大位的政治思想、行為長存？為何不譴責這種思想、行為？或者雖譴責了，但為何譴責不生效果？「推明孔氏」，尊的是儒學，儒學首重綱常倫理。既尊綱常倫理，卻反覆出現「上無兢畏之君，下有覬覦之臣」，又對下採「誣以謀反」，而這樣高度扭曲封建倫理基礎的政治體制長期存在中國歷史上，是否對漢政治文化甚至漢文化造成不當影響？
舉例來說，日本的天皇制，雖然有長期權力流失的現象，但日本天皇卻能「萬世一系」？而英國自威廉一世（征服者威廉，William the Conqueror）於一○六六年創立諾曼王朝，隨後有金雀花王朝、蘭卡斯達王朝、都鐸王朝、斯圖亞特王朝與漢諾威王朝。威廉一世是今日英國王室的始祖，迄今也將近千年；帝系傳承固然曾經出現紊亂，甚至引發玫瑰戰爭（西元1455-1487年）。但英國史上這種因皇位繼承所引發的戰亂，相對於歷史中國其實少見；秦漢以後之歷史中國，所曾出現的定國號、年號、稱王稱帝的大小王朝，我估計在四百以上。
英日這兩個老牌帝國，並未曾出現如歷史中國這樣密集的王朝更疊，與大規模、長時期的內部動亂、廝殺，並伴隨密集的人口摧毀。錢穆《中國文化史導論》所述，秦統一天下以前，魯、衛、宋、楚、燕都有八百年以上的國祚，齊、趙、韓、魏至少也都各有三百年歷史（註四）；這是古典中國時期的景象，與英日兩國相較，實不遑多讓。
但傳統中國的朝代國祚，至多只有兩三百年，短則數月、數年、十數年；為正史所承認的王朝共八十三個（註五），而不為正史所承認的王朝，則高達二百以上（註六）。兩千餘年中出現為數三百以上，甚至更多的王朝。而且幾乎每一次皇位傳承（父傳子或兄弟相傳），都出現政變或類政變的權力鬥爭。換句話說，鉅者如改朝換代，細者如皇位傳承，在兩千年中，無論鉅細都幾乎激出規模大小不一的動盪、戰亂，其亂象亦可以想像得知。難怪黃宗羲要慨歎「有亂無治」！
秦漢之際所確立下來的極私統治思想，是否與秦漢與秦漢之後所有朝代的國祚不長、戰亂頻仍有密切的關聯？在我的看法，我認為那是絕對密切的；我們在後面仍會探討這問題。我們現在的重點在「誣反事件模式」。本書的目的之一，在於將歷史事件概念化；如果可能的話還要將之「公式化」。概念化與公式化可以將道德批判意識降至最低，可以進行概念交換，甚至說不定還能演算；若還不可能演算，至少方便於歷史事件之推演，有助於技術性解讀歷史。
劉邦與韓信等的故事（包括諸呂清洗諸劉，諸劉清洗諸呂，與諸劉之間的混戰˙˙˙）還告訴我們一件事：被冠以「反」的，其實並非只出現在劉邦、韓信、英布、彭越之間，它以各種形貌出現在當時的各個階層中。所謂「反」、「人告公反」，其實大都只是「誣以謀反」，而非真反。漢初所出現的這些密密麻麻的清洗，我便稱之為「誣反事件模式」。
我們看上述那些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鬥爭的主要對象都在統治階級的最高層；無論異姓王、諸呂、諸劉、周勃、周亞夫等。這種圍繞在鞏固帝位、爭奪帝權的鬥爭，我稱之為「第一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」。之所以稱之為「事件模式」，那是因為事件並非單一，而是出現了事件群；這些事件群當中的邏輯都一致，雖然事件內容、過程有所不同。
等帝位、帝權鞏固了之後，貴族、官僚開始爭奪次要權力，也可能是某種理念的競爭；但，全都以栽贓誣陷作為打擊對手的主要手段，我便稱之為「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」。朋黨鬥爭中互以君子、小人攻訐，就是最顯明的例子；當然不限於此。《晉書˙卷第五十二˙卻詵傳》：「動輒爭競，爭競則朋黨，朋黨則誣誷，誣誷則臧否失實，真偽相冒，主聽用惑，姦之所會也。」可見「誣誷」是朋黨鬥爭之主要手段；而「誣誷」也正與我們所說的「誣反」是同一回事。
比如，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二十二》所云：「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（漢武帝太子劉據），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（劉據）。邪臣多黨與，故太子譽少而毀多」。故事說的是漢武帝太子劉據；這時，可明顯看出朋黨對峙已經成形。而「深酷用法者」、「邪臣多黨與」又多能接近漢武帝，討漢武帝喜歡，顯然屬「先君後國」者一群。
這時，江充自以為曾經得罪過太子劉據，眼見武帝年老多病，一旦武帝死了，太子劉據登基，那他性命將不保。因此，江充面見武帝，說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於遭受巫蠱。武帝聽信，於是授權江充成立專案，對巫蠱作調查。不料江充另懷目的，所以案子愈查愈大，使得武帝「疑左右皆爲蠱祝詛」；誠然「自其出於私心，則忌疏畏親，而上下相猜之形，不能以一朝居矣」！江充乘機指使匈奴巫師檀何欺騙武帝說：「皇宮中大有蠱氣，不除之，上疾終不差（病不愈）」，武帝信其言，指令江充入宮窮治；又派按道侯韓說、御史章贛、黃門（宦者）蘇文等協助江充督辦。
江充在長安大規模調查巫蠱，他窺知上意對衛氏集團早已心生不滿，欲趁機排擠衛氏集團，於是任用了一批來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。胡巫與江充相勾結，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二十二》載：「充（江充）將胡巫掘地求偶人，捕蠱及夜祠、視鬼，染汙令有處，輒收捕驗治，燒鐵鉗灼，強服之。民轉相誣以巫蠱，吏輒劾以爲大逆無道；自京師、三輔連及郡、國，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。」平白無事卻弄死了數萬人。
但要請讀者注意，這不是因為迷信所以死人；而是江充為了保命，利用迷信而搞出來的誣反事件所以死人！所以初始動機為「誣誷」或「誣反」，迷信只是個被利用的工具。最終，則將矛頭引向皇宮中的衛太子劉據和衛皇后。
江充親自帶領胡巫入宮搜查。「入宮，至省中，壞御座掘地求蠱」，連皇帝的寶座都拆了；「充（江充）先治後宮希幸夫人，以次及皇后、太子宮，掘地縱橫，太子、皇后無復施床處。」「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」、「所殺後宮廷及大臣，死者數百人」。這都是為了爭寵保命導致的「誣反事件模式」。
最後禍延太子劉據；因為江充說：「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，又有帛書，所言不道；當奏聞。」事情發展到這地步，劉據也慌了手腳，想到武帝養病的甘泉宮去向武帝申訴，但江充追索太子甚急，逼得劉據只好計殺江充。江充想爭寵保命沒達成目標，為劉據計誘所殺，但劉據此舉卻也將自己逼上死路。
因為長安大亂，劉據怕武帝對他不諒解；而武帝派出前往聯絡劉據的使者，又因個人害怕而中途折回，便向武帝扯謊，說太子反了（又是誣反！）。武帝暴跳如雷，急令丞相率軍進攻長安。逼到這時，劉據無奈，只得發兵自衛。雙方血戰了五天，又死傷數萬人，劉據戰敗，逃至湖縣，躲藏在一個老百姓家中。不久被地方官發現，派兵圍捕，劉據自殺，衛皇后自縊，劉據的兩個兒子也被殺掉了。他的孫子劉病己被養在民間，就是後來的漢宣帝。
在首都長安所發生的這樣一件大事件，當然為我們後世讀史者所重視；但更該留意的則是其初始動機，其實只是江充個人為了爭寵保命，也許還想爭更高權位這樣微不足道的問題；但無關於爭帝位、爭天下。江充利用武帝年老多病，也利用他迷信巫蠱，以栽贓誣陷為手段所掀起的動亂。論動機，為「爭寵保命」；論手段，為「栽贓誣陷」。
這件因江充爭寵保命而起的動亂，總死傷人數也許超過十萬人，或者更少些；這我們不清楚。但顯然是一件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；以栽贓誣陷的手段，意圖達成自己「爭寵保命」的目標。當然，江充的目標是沒達成。這種事件，因未涉及帝位之爭，打擊對象集中在貴族、官僚之中；雖然拖累了小民，但小民原本並非攻擊重點。這樣的事件，我稱之為「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」。
中國歷史學者王青〈災異與禮儀｜｜西漢中後期的思想學術特點〉（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confucian/zyylyxhzhqdsxxstd.htm）一文註六中說：「綏和二年春，並不曾發生熒惑守心。這乃是一起明顯的因為政爭而蓄意偽造天象的事件。另外，歷代文獻中記載的23次熒惑守心的記錄，其中17次均不曾發生。」
這段話極其有趣，我們不妨稍加解釋：「綏和」是西漢成帝第七個年號，那年號稱發生「熒惑守心」的天文現象。所謂「熒惑」就是火星，而「守心」意思是說火星移動後並留守在心宿二附近。在古人眼中心宿二是代表帝王，而火星則是天下第一災星；因此，「熒惑守心」是古人眼中最嚴重的凶兆！意指將亡國、皇帝駕崩、丞相下台等等大變！而這種「熒惑守心」的天文現象竟然也可以被偽造來作為政爭，並且「歷代文獻中記載的23次熒惑守心的記錄，其中17次均不曾發生」。
西漢成帝綏和二年這次「熒惑守心」，就導致丞相翟方進被賜死。事實，就是王莽勾結與翟方進私交甚篤的丞相議曹李尋，捏造了並未發生的天文異象，誣陷翟方進，說，這是因為他身為丞相卻沒有善盡輔政的責任，以致人民的怨言上達天聽使然。可見，誣的手段不僅限於「誣反」，還包括「誣迷信」；而「誣反」、「誣迷信」的目的在政爭，反、迷信被用來作政爭的功具。
同樣，我之所以稱之為「事件模式」，那是因為事件並非單一，而是這樣的事件在歷史上以事件群出現；這些事件群當中的內在邏輯都一致，雖然事件內容、過程有所不同。
除此之外，尚有「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」。這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，其實是我最早發現的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那就是1947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；同樣以栽贓誣陷作為誣反的手段。
當時，我對「誣反事件模式」的認識尚不足，以為歷史中國只存在這類型的「誣誷」；因此之故，我原本將這類型事件稱為「二二八事件模式」。「二二八事件模式」主要既非為了爭奪帝位、天下，也非為了爭奪權位，而是為了爭奪財富。直到後來，我才發現誣反事件應該係分成四種類型，於是擴大「二二八事件模式」為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；並細分成一至四種類型。而原「二二八事件模式」則改稱為「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」。
我們以精簡述第一、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，現在簡介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，也就是我最早發現的「二二八事件模式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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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在二戰之後雖然一片殘破，但相對於當時中國而言，顯然台灣還是富庶得多；尤其糖、米，與日本台灣總督府所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。二戰結束後奉派來台的官兵，到台灣之後很快地就落入財富爭奪的迷魂陣中；置台灣民眾利益於不顧。從初期台民高度歡迎蒞台官兵，經十餘個月的醞釀，台灣民眾已經積怒甚深，適巧發生查緝私煙誤傷人命的案件；民眾走向台灣省長官公署前請願，卻遭設置於屋頂上的機槍掃射。這才爆發出二二八事件。
隨後官民組成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，成為以民意代表為主導的安定當時時局的主要機構。這時，台灣省長官公署已經不受人民信任，權力已經被虛化。但，省長官公署官僚深刻理解過去十六個月來，在台灣所犯下的錯誤，足以讓他們為承擔政治與法律責任而下臺，甚至還得受到司法判決。於是，開始構思、製造栽贓台民叛國的證據；再以偽造出來的台民叛國罪證，掩蓋他們過去所犯下的不法。當然，必得矇騙當時主導中央的蔣介石。
他們的計謀成功了。受命來台平定時局的四三八團，尚未登陸基隆之前，就開始與基隆要塞配合砲擊、機槍掃射碼頭；連談也不談，沒見面就先砲轟。可見四三八團所奉的命令，早已確認台民為叛亂，否則不致如此。換句話說，也許蔣介石受矇騙，甚至蔣介石本身就好殺成性（我認為受矇騙的可能較高），將台民在官逼民反的作為當作是共黨在台灣所策劃出來的叛國行動。但，不管如何，在台官軍與江充等的目的、手段都是相同的；江充為「爭寵保命」，在台官軍為「爭功保命」，而手段都是誣！
隨後清鄉又造成更多的傷亡與冤獄；清鄉之後隨之為長期鎮壓與白色恐怖統治。這類的事件，我原來稱之為「二二八事件模式」，因為歷史上存在大量同質的事件，亦以「事件模式」在歷史上密集出現；現在則改稱之為「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」。因為，這類的事件並非單一，而是同質性的事件在歷史上層出不窮。所有第一、二、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，雖然事件內容、過程與受害對象有所不同，但這些事件群的結構與邏輯都完全一致。也就是專以「誣」作為清算對方的手段，目的「爭寵保命」、「爭功保命」；差異處僅在對象不同，江充搞的是太子劉據，而在台官軍則是台民。
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種種，我專文於下一篇，以證明二二八事件確實就是一件「誣反事件模式」。並且，由於當時來台官兵以爭奪財富為目的，既非為爭天下，也非為爭權位，所以鬥爭對象直指基層民眾，而非最高統治者或同僚；所以我將之劃為「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」。
其實，「誣反事件模式」構成歷史中國「王朝自毀機制」中的最主要一種手段、一股力量；這我們會給予非常多的關注。但，我們必須注意，「誣反事件模式」還有第四類型；這種類型的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同樣密集地在歷史上出現。那就是屠城！
屠城對任何一個稍熟悉中國歷史者，都不是件陌生的事。這裡我們暫不詳述，留到以後再說。本文的目的，只在建構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；詳細內容留到後頭。
這裡，我們先簡單整理誣反事件模式的類型，主要包括以下四種：
第一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｜｜以競逐、鞏固帝位為目的
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｜｜以競逐、鞏固官位為目的
誣反事件模式 第三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｜｜統治階層以誣反剝削、搶奪、殘殺人民
第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｜｜有權者已用不著「栽贓」、「誣反」等手段，直接剝奪任何人、殺害任何人。譬如屠城。
而「誣反事件模式」除了「栽贓誣陷」之外，還有一些特點；那就是：好話說盡、壞事做絕、官逼民反、栽贓誣陷、武力鎮壓、長期恐怖統治。但，「栽贓誣陷」是各類型「誣反事件模式」的主要現象；若事件中並無「栽贓誣陷」，那我們不視為「誣反事件模式」。
比如，「韓信曰：『漢王（劉邦）遇我甚厚，載我以其車，衣我以其衣，食我以其食。吾聞之，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，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，吾豈可以鄉利倍義（嚮利背義）乎！』」而最終結果卻以「人告公反」導致韓信「夷滅宗族」（《史記˙卷九十二》）。這是典型好話說盡、壞事做絕又栽贓誣陷。
二二八事件發生前，蒞台官兵「同胞」、「同胞」叫個不停，卻「糖包」、「米包」搬個不停，既是「好話說盡」，也是「壞事做絕」。省長官公署官僚十餘個月官箴掃地，在二二八事件前發生機槍掃射，則是「官逼民反」。
利用許德輝、蔣渭川等人暗中操控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，以製造叛國證據。製造「圓山事件」、「台銀搶案」事件，製造台民搶奪軍械、銀行的假證據。再以這些栽贓的假證據證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受到共產黨控制，製造二二八事件是共產黨暗中操作的假像，誘使蔣介石做了錯誤判斷。這便是「栽贓誣陷」了。
話說回來，當初臺省長官公署的官僚們，其實與江充屬同一動機：保官位、保富貴而已。他們以說一百個謊來圓一個謊，以掀起滔天大案，來擺脫自己可能面對的司法罪責，以一群人的生死、家破人亡，來掩飾自己的貪婪。這種用心、事件邏輯，與「人告公反」沒什麼不同，當然屬「誣反事件模式」。但因對象為基層民眾，我們歸之為第三類型。
總之，誣反事件模式，基本上都有著「好話說盡、壞事做絕、官逼民反、栽贓誣陷、武力鎮壓、長期恐怖統治」的這樣過程。讀者可以思考看看，這種事件模式，與「名與實反，心與跡違」是否有著關聯？是否都屬「說一套，作一套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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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，四種類型「誣反事件模式」，其實只是極私天下、獨裁統治的必然戲碼。不只出現在被統治者身上，一樣出現在統治階層間。如果我們接受劉邦引發異姓王清洗，是一件不得不然的歷史事件，也等於接受劉邦的無賴作風｜｜正如歷史所顯示的｜｜將作為此後中國政治文化的主軸。其實，劉邦還不是這種無賴作風的創始者，早就存有這種現象了﹔只是劉邦之後更加多了。
秦還沒一統天下時，秦王嬴政派王翦率大軍伐楚，「王翦行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。始皇曰：『將軍行矣，何憂貧乎？』王翦曰：『爲大王將，有功終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向臣，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。』始皇大笑。王翦既至關，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（五批）。或曰：『將軍之乞貸，亦已甚矣。』王翦曰：『不然。夫秦王怚而不信人。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，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，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？』」（《史記˙卷第七十三》）
王翦一再討賞，以連續討賞自穢形象，其實只是為了自保；就好比劉邦清洗了異姓諸王，也是為著自保一樣；兩人角色各自不同，行為也互異，但自保的目的則一。
最高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（「患失之」），只好猜忌一切（「無所不至矣」）；而次級統治者為了保護自己（「患失之」），只好儘量高明地包裝自己（「無所不至矣」）。其實這也說明了極私統治哲學下的人際互動關係││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｜｜不是猜忌一切，就是用盡一切手段，高明地偽裝自己。而所有人都像是坐在火山口！
司馬遷說「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」（《史記˙卷第八十四》）無限度地貪婪、猜忌，導致無罪忠臣、能臣被殺，其實只是傳統中國歷史上的常態，正好比二二八事件可以建立起誣反事件模式一樣。因為只為著極私天下（或黃宗羲所說的大私、孟子所說的「上下交征利」）這樣的觀念被確立、落實下來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，就足以可以建立起各自的誣反事件模式。
換句話說，在這樣的極私統治觀之下「能無怨乎？」；既然不能無怨，人們只好學著避怨，誣反事件模式因此貫穿著中國上下各階層數千年。而統治者間的誣反事件模式，是權力鬥爭的結果；被統治者間的誣反事件模式，則是剝削、掠奪的結果。差異如此而已，但其內在邏輯完全一致。
天下既然是一人的，而擁有天下又太受人覬覦，為了自保起見，除了自己以外，沒的其他人可以信任；除非在可以確信的管制之下。但事實又不存在「可以確信的管制」，因此，在奪天下人之天下後大私天下（貪婪），便開始懷疑一切（猜忌）；起初還能信任左右近臣與自家人，聯合近臣與自家人剷除功臣。
等剷除功臣後，自家人必然還要出現新的核心，與新核心之外的舊核心。事實，統治者左近的核心，必然出現一再分裂，伴隨一再分裂的就是無盡的冤殺。漢初劉邦大殺功臣，以至於諸劉、諸呂兩回合清洗，諸劉七國之亂，就是核心反覆自我分裂造成的。「臥榻之旁」永遠清洗不完；亂，出自於核心。
這成為中國統治階層核心中一再上演的戲碼。因此，誣反久而久之後就內化成政治文化中的一部份，形成思考與行為的慣性。
當一、二、三類型誣反模式反覆出現後，民不聊生、官不聊生大概已到最後關頭。那時，通常已經不再需要「栽贓」、「誣反」這樣的手段；有力量者隨時隨地都可以直接掠奪任何人、殺害任何人，已經用不著「栽贓」、「誣反」這樣的手段。比如歷史常見的屠城、濫殺、劫掠。這種情況，我稱之為第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。
合這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稱之為「誣反事件模式」。這是極私統治哲學之下必然出現的內憂，是配套的、不可分割的。因為是配套的、不可分割的，因此是自找的。
註釋：
註一：杜佑《通典˙卷第七》：「秦兼諸侯，所殺三分居二。」、「王莽篡位，續以更始、赤眉之亂，率土遺黎，十纔二三。」《後漢書˙郡國一》「王莽篡位，續以更始、赤眉之亂，至光武中興，百姓虛耗，十有二存。」這樣的類似紀錄在史書中不少，我們將在本卷〈從人口資料看極私統治哲學〉一文中詳細討論。
註二：宋太祖趙匡胤語。見（《續資治通鑑˙卷第八》）。
註三：毛澤東〈七律‧讀〈封建論〉──呈郭老〉云：「勸君少罵秦始皇，焚坑事業要商量。祖龍魂死秦猶在，孔學名高實秕糠。百代都行秦政法，『十批』不是好文章。熟讀唐人『封建論』，莫從子厚（柳宗元）返文王。」「祖龍魂死秦猶在˙˙˙。百代都行秦政法」，可以看出毛澤東確認秦漢以下都只換標籤，無論體制（酒瓶）或政治文化（酒），都是一致的。
註四：錢穆，《中國文化史導論》，2001，蘭臺出版社，p49。
註五：柏楊，《中國歷史年表》，上冊，p10，躍昇出版，1994。
註六：請參閱http://www.cqzg.cn/html/200602/388110.html；我統計該網頁所列不為正史所承認的「王朝」，共計217個。其中當然不含正史所承認的「正統王朝」。若合計兩者，則所有王朝將近三百之數。但請讀者注意，該網頁其實並未將所有「王朝」列出。如秦末戰亂，稱王稱帝者不知幾許，該網頁就未列出；東西漢交替時，稱王稱帝者也不只五人。請參閱〈自序〉註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