蝦子摸象的部落格

1-4 東西歷史哲學之異同｜｜兼論「文化優劣論」之二     (洪明燦作)

西方則接受變為常態的歷史哲學，但其中還是有著不變；他們對上帝的崇拜，取代了中國對權力的崇拜。東方以不變為常態的歷史哲學，但終究還是要變。所以，東西兩方歷史哲學分析到最後，只有常態變，與常態不變之區別。常態變中，亦有著不變；常態不變中，亦有著變。哪個優，那個劣？

前文提到歐洲文化以階梯式模式前進，而歷史中國呢？在我的看法，歷史中國以圓周波浪循環模式前進；也就是戰國時期陰陽家鄒衍所倡的「五德始終論」的說法。他以為宇宙一切，都按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的秩序前進、循環。我們可以畫個圓圈，將這五項依序安放於圓圈上，而成順時鐘方向繞行；正如我們在〈從〈阿房宮賦〉的聯想說起〉一文中所示。這個觀念到西漢時，由於大儒董仲舒提倡、漢武帝接受，從此主導中國思想非常久遠。

東西雙方歷史、歷史哲學之不同，這導因於雙方基本哲學上的假設不同。在進一步說明之前，我得再度聲明，本書東西二字，以平常意義看待，東指的是中國，西則以歐洲為代表；只是行文方便而已。

人類文明從假說、神話開始；沒有神話、假說，則文明無從展開。人類出現在先，但人類文明則要到假說、神話出現時才出現。

但神話、假說無從驗證，因此信仰（或說信、相信）才是一切文明的起點；一般說這叫「先驗假設」（註一）。是人類開始思索，並觀察他的周遭一切的歸納所得。但由於人類智識所限，這些歸納不得不建立在某些不可知的假設之上，於是出現神話、假說。此後隨著環境改變，有些神話、假說，卻變得可以驗證其為真或為假，或者雖仍無法驗證，卻受到質疑。當原來的神話、假說受到質疑，或驗證其為假時，既存的價值系統當然受到顛覆。

比如，西方基督教主宰了西方文明一千年之久，但到宗教改革時，羅馬教廷的權威卻成為質疑的對象；馬丁路德登高一呼，新教紛紛成立，教皇作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的角色，不再被普遍承認。

不過，這沒動搖基督文明的基礎；當時人們質疑的是教皇、教廷，而非上帝。等哥白尼的日心體系發表之後，對基督信仰的衝擊就更大；因為日心體系可以驗證，而且是一再驗證，教會也不能不修正他們「地球是宇宙中心」的說法（註二）。否則恐怕人們質疑的不僅是教廷、教皇，恐怕連上帝都要被質疑。時至今日，上帝、鬼神等等屬於信仰、宗教層次的許多事，就受到許多人的質疑。

至於宗教革命導致教會中的教牧改以推舉產生，主掌人類靈魂救贖的教牧都可以選舉產生，那擁有俗世權力的帝王為何不能？「君權神授」這樣的假設，遂有轉向到「君權民授」這樣的可能；西方的世俗政治權力體系遂受到衝擊。等到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「天賦人權」的觀念再出，君權神聖的觀念，自不免逐漸消失於歷史之上。

所以，西方一直在修正他們的基本假設（「先驗假設」），從神權、君權、天賦人權，三種完全不同的基本假設。最新的「天賦人權」版本應屬聯合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決議通過並宣佈的《世界人權宣言》；該宣言承認「人人生而自由，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。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，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。」（《世界人權宣言˙第一條》）這是當前最新的假設、信、相信。這個最新的假設、信、相信，延續並豐富自十七、八世紀以來的人權觀，成為當前世界的主流思想。事實，這樣的人權觀還持續在擴張之中；比如，許多國家將公民的年齡下修，從二十歲改為十八歲；有些國家則從無公投權增加了公投權。這樣的假設、信、相信是基於長期共同經驗推論所得，不待證實或尚無法做確切證實，只看大多數人接不接受而已。

當前世界主流思想認為，凡與人權思想相牴觸者，往往被視為邪惡；正如神權時期、君權時期，若膽敢牴觸教會、君主便被視為罪犯相同。但神權、君權、人權並非「天賦」、「神授」或「固有」，而是人們相信、接受乃有。由於人們相信並接受，於是根據不同的相信與接受，乃衍生出不同的思索與行為；這使得神權社會的結構與秩序不同於君權時期，君權時期又不同於人權時期。事實，神權、君權、人權社會的轉化是漸進而緩慢的，社會結構與社會秩序的變動也同步變更，並且過程中往往充滿焦慮與衝突。西方在思想轉換之下，整個社會結構與運作模式也跟著變動；以近世而言，民主、人權觀念之上漲，使得中產階級大量崛起最為突出，完全改變了過往西方世界的景象。

但歷史中國的歷史哲學卻完全不同，中國的歷史哲學基本上幾乎不曾動搖過；所謂「道之大，原出於天；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（董仲舒，《天人三策》）。同樣，董仲舒的「屈民以伸君」，到清末君主立憲、革命風潮大起時依舊「君臣大義」，君仍然高高淩駕於臣、民。為臣者必須自稱為微臣、罪臣，為民者必須自稱為賤民、小民，而皇帝甚至只是個幼童也被稱為「聖上」、英明。所以，中國的社會結構，從秦漢之後到清末，甚至到民國乃至今日，基本上沒什麼改變（關於歷史中國社會結構的分析，請參閱《卷八˙8-4；8-5》）。

連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了，那還有什麼是該變的？變的只是人間俗事，也就是某家某姓應「天命」，所以某家某姓當皇帝，於是另家另姓「天命」終了。倘若一旦天下無主，那就遭劫無數了。當中「屈民以伸君」、「君臣大義」始終不變。歷史中國相信五德之論始終存在，也始終輪迴；這些一點都不變。

基本理論（五德、天命假設）不變，人間俗事就算變，也變得有限；反正天命假設持續存在，不是這家當皇帝，就是那家。同時，天命假設也意味著存在一個統治階級，這個階級受命於帝王，而帝王受命於天；所以，官僚往往有相對應的星宿或神衹降生的附和說法，至於皇帝那當然是天子了。反過來看，也相對存在一個被統治階級；被統治階級則必須服從天命，與受命於天的帝王所任命的官僚統治階級所統治。反正「屈民以伸君」，所以也屈民以伸官；因為君、官是神界下凡，奉天之命統理這一切。統治階級、被統治階級兩者，就是歷史中國幾乎兩千年不變的社會結構；在統治階級、被統治階級間不存在中間階級，也基本不存在流動，所以形成對立。

中國只有最近二十幾年所謂改革開放，據說造就了一批中產階級；但人數還少，對改變階級對立的社會結構景況，產生不了太大的作用。這裡所談的階級對立，係指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；而非資產階級、無產階級。蓋，在改革開放中致富的，若非權貴，大致也都與權力有著直間接的關係。

秦漢以後歷史中國的基本歷史哲學，應該醞釀於春秋戰國，而於秦統一天下時成型；但要到董仲舒時才完全確立。此後一傳兩千年，始終不曾獲得夠大的、有意義的修正。因為董仲舒提供一套思想給統治者，這套思想基本上非常符合帝王的極私統治需要，但並非能完全滿足帝王的需求；於是帝王們留其有用者（「屈民而伸君」）而用之，棄其不滿意者（「屈君而伸天」）而捨之。

董氏將儒、法、陰陽三家思想融於一爐共冶之，於是形成我所謂的「陰陽儒法」。請讀者注意，我說的是「陰陽儒法」，而非「陽儒陰法」。

「陰陽儒法」一般說為「陽儒陰法」或「外儒內法」；我認為這不是正確的說法。「陽儒陰法」、「外儒內法」是說歷史中國王朝的統治個性，外寬容如儒家學說，但內嚴苛如法家之論；簡單來說，說一套、作一套是也。但這種「陽儒陰法」、「外儒內法」的說法，無法真確描述歷史中國的統治個性，因為陰陽家思想才是董仲舒的思想本體之所寄，而以儒家、法家為用。「陰陽、儒、法」才能清晰顯現歷史中國以陰陽家思想為本體，而以儒、法為工具的本質。

這可以參看董氏的《春秋繁露》；光是看他引用「五德始終」、大談「天變示警」，就可以確知陰陽家思想，其實潛藏在董仲舒的儒學思想中，並且還是他這套思想的本體。說「陽儒陰法」或「外儒內法」，那就是忽略了陰陽家的厲害。儒、法在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中，只具有工具價值，陰陽學才是他的哲學的本體。這個「陰陽儒法」我另給個稱呼，謂之為「傳統儒學」或「傳統儒家」；以別於先秦孔孟那套古典儒學（註三）。

意思是說，孔孟儒學到西漢後已經質變，雖然同樣掛著儒家的招牌，其實賣的是陰陽家、法家那套內容；儒家只剩下招牌的工具功能。孔子「子不語，怪、力、亂、神」，哪裡會玩「天變示警」、「五行相勝」這些玩意兒？孔孟哪裡會玩「君尊臣卑」這套東西？董仲舒「屈民而伸君」的說法與孟子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根本相逆，可見董仲舒思想之異於孔孟；「儒家」這個詞，到西漢武帝時就必須作更精確的界定，這是歷來嚴重的忽略。

為理解中國歷史的演化，在儒家中作「古典儒學」、「傳統儒學」的切割是絕對必要的；因為孔孟儒學到董仲舒手中，已經出現非常重大的質變！並且這是歷史中國從秦漢之際到清末，最後一次思想重大的變動；遠遠超過宋代的儒學復興。思想變動，行為跟著改變；自秦漢之後的傳統儒學確立後，思想少有改變，是以此後的歷史演化邏輯也幾乎不變。以下，我們先大致在「古典儒學」、「傳統儒學」間做個簡單的比較。

《孟子˙萬章下》記載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，說：

齊宣王向孟子問「卿」的意義。

孟子回說：大王所問的是什麼樣的「卿」？

齊宣王說：「卿」還有許多種意義嗎？

孟子說：對，「卿」可以分成「貴戚之卿」與「異姓之卿」兩種。

齊宣王說：那好，我就請教「貴戚之卿」。

孟子說：君王出現有重大的錯誤時，要諫；若反覆諫言還是不聽，那就該換國君。

齊宣王聽了，臉色大變，看起來相當生氣。

孟子回說：請大王別見怪。是大王問我，所以我不敢不把正確的答案說岀。

齊宣王情緒穩定後，又問「異姓之卿」。

孟子說：君王出現有重大的錯誤時，要諫；若反覆諫言還是不聽，那就辭職。（註四）

為什麼「貴戚之卿」的做法與「異姓之卿」不同？因為「貴戚之卿」與君王利害是完全一致的；這個國是封建之國，是他們一家一姓之國。君王在出現重大錯誤，而又屢諫不聽，極可能就要斷喪這個國。為了不使國家斷喪而損及「貴戚之卿」的利益，所以孟子回答說要換國君；這是就「貴戚之卿」的立場發言。換句話說，國君只是「貴戚之卿」的利益代表；國君屢諫不聽，「貴戚之卿」當然換掉他們的利益代表。

至於「異姓之卿」則不同；官位再高、再貴，你總是異姓，國家沒你的股份。既然見解不受尊重，那就為自己的見解負責、引退。何況天涯何處無芳草，換個國家討生活去。

換句話說，「貴戚之卿」對自己的國家負責，而「異姓之卿」則為自己的見解負責。

這種動不動就要將帝王「異位」、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」的古典儒家思想，與傳統儒學「屈民而伸君」、「君尊臣卑」的態度，與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不忠」是截然不同的。孟子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也與「屈民而伸君」截然兩樣。這就可以知道儒學到董仲舒時變化之劇烈了｜｜確實質變了！

春秋戰國時期，像孔孟、墨、法諸子百家，在君主之前的地位，介於亦師亦友之間，而非臣服的關係。前引《孟子˙萬章下》，見孟子答齊宣王，都可見到彼此地位在敵體之間。這點，我們可以在太多的古籍中證實；先秦時期，君主與臣民之間的關係、地位尊卑並非到相對立的地步。甚至，我們可以說古典中國時期君、臣、民之間的隔閡不大；是到秦統一天下後，才逐漸改變為君尊臣卑一面倒的地步。讀者必須注意這一點。

到董氏時，他雜湊了陰陽、法、儒三家學說，以「五德始終論」做本體，解釋他的宇宙規律。而他又為君尊臣卑提供了「屈民以伸君，屈君以伸天」、「凡物必有合；合必有上，必有下，必有左，必有右˙˙˙君爲陽，臣爲陰，父爲陽，子爲陰，夫爲陽，妻爲陰˙˙˙」（《春秋繁露˙基義》）的基礎理論，這是他所認為的人世間的規律。

董仲舒綜合他的宇宙規律、人世間規律，建構出他的哲學體系；由這體系衍生出「天命」，以之連結貫穿宇宙、人間兩套規律，合而為一。帝王既然奉「天命」而出，那當然高高在上，「屈民以伸君，屈君以伸天」了。

這套理論也並非一提出，就立刻在整個王朝中雷厲風行、廣被接受，是帝王們與「董仲舒們」相結合，逐漸地擴大這一套思想的威力；所以，帝王的權力逐漸擴大，而官僚階層的權力則逐漸縮小。這種君權逐漸擴大、臣民權力逐漸衰落的過程是緩慢的、反復的。

總之，帝王遂失去上述「貴戚之卿˙˙˙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異位」、與「則去」的制衡力量。且歷史中國又不像歐洲，存在教廷這樣的制衡力量、國與國之間權力均衡；於是，皇帝逐漸掌握了愛砍誰的頭，就砍誰的頭的權力。東漢順帝甚至對樊英說：「朕能生君，能殺君；能貴君，能賤君；能富君，能貧君。君何以慢（怠慢）朕命？」（《後漢書˙卷第八十二上》）

以漢武帝與漢順帝相比，強勢如漢武帝者能做卻不能說。漢武帝大殺他的宰相、大臣們，但他從未如此大剌剌地、更不敢如此大剌剌地宣示；他殺大臣甚至還得假借「腹誹」之類的罪名，否則他動不了手。至於弱勢的漢順帝雖敢如此大剌剌地宣示，卻只能忍毫受無功名的隱士樊英的強勢回嘴；樊英說：「臣受命於天。生盡其命，天也；死不得其命，亦天也。陛下焉能生臣，焉能殺臣！臣見暴君如見仇讎，立其朝猶不肯，可得而貴乎？雖在布衣之列，環堵之中，晏然自得，不易萬乘之尊，又可得而賤乎？陛下焉能貴臣，焉能賤臣！臣非禮之祿，雖萬鐘不受；若申其志，雖簞食不厭也。陛下焉能富臣，焉能貧臣！」並且「帝不能屈（樊英），而敬其名」（同上）。漢順帝不敢殺樊英，事實也沒殺樊英，但弱勢的他卻敢如此大剌剌地宣示他的權力，就可以曉得帝權擴張的趨勢。

前述英王亨利二世教唆刺殺貝克特大主教，以致要接受教士鞭背的刑罰；中國從來不存在教廷這樣的權力系統。但，早先還有「貴戚之卿」、「異姓之卿」以「異位」、「則去」制衡帝王；甚至「國人」還能透過「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」、「大蒐禮」，「逐君」達成制衡的作用。這時，東西方的差異，主要在西方帝王的權力，在上有著教廷權力的制衡，在下有著貴族、人民可能抵制；當中有列國權力均衡。

而統一的中國則只存在貴族、人民，可能對帝王濫權施加壓力。周朝時周厲王不就給流放了？這是歷史顯例。但東方始終不存在更高的教廷；等大一統出現後，又失去列國權力均衡。所以自耶穌紀元前後以來，東方對帝王權力制衡的力量，就相對弱於西方。於是，秦漢以後的歷史，由於政治大一統，列國權力均衡的情況消失，就成為帝王擴權，而貴族等統治階級削權、小民無權的紀錄。帝王擴權成為長期趨勢。也可以說，秦漢以後的歷史中國，就成為帝王、貴族階層的權力鬥爭史，也是對小民的剝削史。我們往下各卷將對此作非常深入的解析。

但秦漢大一統，君尊臣卑、上下之分定性之後，除了舊王朝與新王朝之間的征伐、滅絕之外，可有什麼「逐君」的紀錄？君早已高高在上，好皇帝固然好，惡皇帝那是命，得忍受。因為「唯天子受命于天，天下受命于天子，一國則受命於君。君命順，則民有順命；君命逆，則民有逆命」（《春秋繁露˙爲人者天》）。換句話說，叫：認命！

這個認命，最初還只是在董仲舒個人的著作上說說而已；漢武帝後來雖然也接受董的思想，但一時之間也難以完全落實。到東漢章帝時，《白虎通德論》這份官方文件，就把「帝王＋天子＋聖人」賦予皇帝。用現代的話說，這相等於將「皇帝＝帝王＋天子＋聖人」入憲了！

一旦將「皇帝＝帝王＋天子＋聖人」入憲，那人們除了認命以外，還能怎樣（註五）？

但董氏當初提出他的理論時，也理解到不能失去制衡，不過他卻受法家君尊臣卑與陰陽家思想影響，選擇以「天變示警」作為箝制君尊臣卑之下帝王敗德的想法，在歷史上早已證明失敗。沒幾個皇帝能跳脫權力的誘惑而不敗德的。帝王雖然有時在意，但常態不甩「天變示警」、「屈君以伸天」。事實上帝王敗德總是王朝自毀的起端，再透過官僚階層將敗德效用放大，這是一種乘數作用，將小惡變成大惡；王朝乃一步步走上自取滅亡。當然也能將小善化成大善，只是在歷史中國少見而已。所以，董氏的儒家思想，其實非常淡薄。經此說明，讀者應該可以清楚看出「古典儒學」、「傳統儒學」的區隔。

「古典儒學」、「傳統儒學」的區隔

古 典 儒 家

傳 統 儒 家

這裡，要請讀者特別留意，大一統之後歷史中國的思想在質變之中；而思想之質變有一定的過程。從董氏提出理論，到東漢章帝落實理論，正是極私統治哲學落實到歷史中國的思想、文化質變過程。我們以下各卷，都將陸續解說這質變的過程與內涵。

於是，董氏的另一重要理論，「五德始終論」，遂得到證實。因為看來他是對的；舊王朝亡了，新王朝興起了。至於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土五德，誰能搞清楚西漢是什麼德，而新莽又是什麼德？當三國鼎立時，又各是什麼德？當南北朝、五代十國時，同時出現十幾國，搞的一片烏煙瘴氣時，各又是什麼德？反正天災本來就存在，人禍再以乘數作用擴大天災，果然「天變示警」！

「天變示警」之不足，統治階層已經身陷泥淖，於是再擴大天災。災民四起、遍地烽火，打大了、打久了，國力當然衰頹不堪、中心思想潰散，於是異族趁虛而入；於是若非異族入主，就是小民起事成功。孟子說「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」（《孟子˙梁惠王下》）。但歷史中國卻偏偏老是出現以大國而亡於小國，以王朝而滅於亂民；這是歷史中國之詭異處。

基本上各朝代末年，都是二者並起，龐大的國家機器，擋不住烏合之眾或弱小異族。可以肯定地說，歷史中國各朝代，都正如清末郭嵩燾所說的「速禍而召殃」（《郭嵩燾日記》（一）第469頁）；該改革時，不只不改革，反倒更加保守、反動，以致自取滅亡。一次次重複「王朝自毀機制」，這我們都可以在歷史上看到。

但問題在於當時絕大多數的人們，並不知「天子受命于天」、「屈民以伸君，屈君以伸天」這些基本假設是有問題的（沒有任何一種基本假設是沒問題的），也不知「天變示警」實在無力箝制帝王敗德的。完全依賴帝王自悟，但偏偏只有極少帝王能自悟；歷史中國的帝王極少能自悟，大都敗德、殘民以逞，這是必然，而非偶然。

當「天子受命于天」、「屈民以伸君」，而捨「屈君以伸天」這樣的概念建立之後，歷史中國的前途軌跡已經同時配套建構完成。因為，「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以氣數，一人行之為學術，眾人從之為風俗」（註六）。「風俗」的意義相當於本書所談的文化的意義，亦相等於我們前引《宋史˙卷第二○二》「苟無斯文以範防之，則愈趨而愈下矣」中的「斯文」。

既然「眾人從之」，形成一種風氣，甚至成為人人思想、行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那當然與「氣數」無關；並且，這樣的「風俗」，自然出現它的邏輯，與這樣邏輯之下的結果。所以，董氏的「五德始終論」雖然可以準確地描述歷史中國王朝循環起落、自毀的所有現象，但王朝起落循環、自毀的動力來源，其實與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這五德無關；而在權力過度集中這樣的「風俗」、「斯文」之上。

這點，我們後見之明看得清晰，但在歷史中國卻成為無可避免的盲點；所以，我們並非誹薄古人，那是不得不然的結果：權力過度集中這樣的「風俗」，正是導致王朝自毀的基本動力。那時的基本假設在「聖君賢相」，將權力集中於「聖君賢相」有什麼錯？

其實，「聖君賢相」只是理論上的期待，而非歷史之必然。事實，「聖君賢相」還是歷史之偶然；蓋，聖君難得。既然聖君難得，賢相就更不容易出頭；因此「聖君賢相」成為歷史之偶然。「聖君賢相」既是偶然，那王朝自毀就更易於發生；於是，這套五德始終論，就始終難以退出歷史舞臺。因為它對歷史的解讀，看來是正確的；不正那樣一朝代跟著一朝代興衰淪亡嗎？所以，一個新朝代上臺，就要說自己是○德；天知道○德是啥？

董氏這套思想，當然也是繼承某些前人的思想而來。經帝王逐步集權，也在傳統儒家官僚階層逐步退讓下，在理論上與事實上，君權都變得毫無節制。帝王幾乎可以為所欲為，而官僚面對小民，同樣也幾乎可以為所欲為。於是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對立就更清晰。這種現象到今日中國，改變仍然有限。

所以，東西歷史哲學有其相同處，也有其相異處。相同的，都曾經歷「君權神授」或「天子受命于天」這樣的階段；這種無節制的君權，都曾在歷史上造成可怕的自毀、破壞。但相異處，在於西方爬樓梯爬上了另一級，把自家的矛盾、禍患移到別人家去搞；而中國始終在「五德始終」之中，除了創造出自己的矛盾與禍患之外，還同時接受了別人家的矛盾與禍患。因此，歷史中國的災難是雙重的｜｜既自己糟蹋自己，還得受人之糟蹋！

歷史中國始終在「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；滅漢者，漢也；族晉者，晉也；滅唐者，唐也；族宋者，宋也；滅明者，明也；族清者，清也；滅民國者，民國也；族˙˙˙也」的循環中。

歷史中國為何從來就內鬥內行，外鬥外行？那當然是因為董氏的「天變示警」毫無效用，而又缺乏制衡，所以帝王、官僚敗德成為常態。信奉「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」者，往往忽視「屈君而伸天」；重視「屈君而伸天」者卻總只是少數。「屈民而伸君」轉化為「先君後國」，「屈君而伸天」轉化為「先國後君」；但權力在帝王手上，「先君後國」者總要佔上風。這便是前文所談《鹽鐵論》的「富民論」、「富國論」大辯論一無效用的原因。因為帝王大權在握，當然結合「先君後國」者清洗「先國後君」者；所謂「拉一派，打一派」是也。就造成帝王利益優先一切，因此統治階級敗德遂成為常態。

「先君後國」與「先國後君」之爭，就是後來被稱為朋黨的歷史現象。所謂朋黨，簡單來說，就是不擇手段、不顧是非、正義，以團體力量追求個別私利的鬆散政治團體（註七）。「先國後君」者懷抱國家利益至上；而「先君後國」者懷抱帝王利益至上，事實包藏個人利益。

由於利益指向不同，朋黨一出現則鬥爭不已，並且議題總是圍繞在「君、國」何者利益優先之上。但「先君後國」總會是勝方；蓋帝王居中「拉一派（「先君後國」），打一派（「先國後君」）」，擋者無不披靡。因為「先國後君」幾乎相等於人民至上；既然「屈民而伸君」，還能不「先君後國」？

小民成為被剝削者，日久之後生存發生困難，遂不反也難。所以，內鬥與內患，始終是中國的核心問題。而外患對中國而言，原本不是問題；因為統一之後的中國，無論哪方面都比周邊小國強太多，外患完全不可能成為威脅。外患之所以會成為威脅，那是自己把自己弄鬆了。由於解析這些史實需要大量的文字，也非本文宗旨，我們留到以後再談。

而，劉邦、黃巾之亂的張角、黃巢、朱溫、朱元璋、李自成、張獻忠、洪秀全˙˙˙，太多太多的基層民眾，在「斬木為兵，揭竿為旗」的烏合狀況下，能衝擊王朝基礎，甚至推翻王朝。唯一的道理，就在王朝自己弄鬆了自己。王朝不弄鬆自己，四周那些弱小異族，與只會拿鋤頭的農民，怎麼可能將一個擁有稅入、武裝軍隊，與龐大的官僚組織的王朝搞垮掉？王朝中，文官該有「經論」，武將該有「方略」與指揮大軍的能力；弱小異族與烏合之眾的農民軍，怎能在這方面與王朝相比？就別說資源之比了。

明在張居正改革之前，一年歲入不過二三百萬兩，改革後歲入增至四百多萬兩；而李自成攻入京時，向那些官僚搜到七千萬兩；幾乎是國家二十年歲入。送回老家的、未搜到的，以及不動產還不在計算之內。但在李自成入京之前，崇禎皇帝要官僚們捐俸守北京，卻收不到幾文錢。

問題是，「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，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，其『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，錠皆五百（十？）兩，鐫有永樂字』（《明季北略》卷二十）。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，這樣大的積餘，如能爲天下富家先，施發出來助賑、助餉，盡可以少下兩次《罪己詔》，少減兩次御膳，少撤兩次天樂，也不至於鬧出悲劇來了。然而畢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，而叫皇庫出錢困難，不容情的天災卻又好象有意開玩笑的一樣，執拗地和要譽者調皮。」（註八）也是說，不只是官僚們都成為守財奴，連向官僚要求捐俸的崇禎，更是個超級的守財奴。空有鉅量財富，卻無錢守城！

可見在皇帝、官僚的價值觀上，錢重於國！這種錢重於國、個人利益重於國家利益的歷史現象，其實才是王朝自毀的關鍵因素。不只是官僚們如此，其實皇帝們也總是如此。他們總是大量積累財富，以財富作為最愛。既不管他們之所以能積攢如此財富的權力來源，更不顧他們能如此積攢財富的基礎。前者為王朝；身為統治階層，他們才能如此呼風喚雨。後者為小民，沒有小民，他們的權力與財富將從何而來？帝王與官僚，其實都只顧一身，而忘記自己這一身富貴之所寄的王朝與小民。王朝總在積極搞鬆自己！

王莽甚至連抱著金銀珠寶而死的機會都沒有；《漢書˙卷第九九下》載：「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，尚有六十匱，黃門、鈎盾、臧府、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。長樂御府、中御府及都內、平准帑藏錢、帛、珠玉財物甚衆，莽愈愛之，賜九虎士人四千錢。衆重怨，無鬥意」。

王莽在做最後的困獸之鬥時，仍然捨不得財寶。他至少有黃金六十萬斤以上（註九），但在最後緊急狀況下，卻「賜九虎士人四千錢」；從這點上，我們應該可以輕易判斷他所重視的是王朝或黃金。於是，錢財當然留給「踵興者」（前引龔自珍語）享受去了。與明末崇禎與他的官僚大臣們，差相類似。

慈禧太后死後，據說她生前賣官鬻爵，也留下一大批黃金；這批黃金交到隆裕太后（光緒皇后，慈禧的姪女）手中，結果在辛亥時都讓袁世凱以軍需說辭騙光了。

至於漢靈帝賣官「入錢各有差；二千石（的官職，賣）二千萬；四百石（的官職，賣）四百萬」，「又私令左右賣公卿，公（的爵位，賣）千萬，卿（的爵位，賣）五百萬」。如此勤於賣官鬻爵，以至漢靈帝錢多到無處可藏，只好交宦官保管（註十）。基本上，歷史中國王朝末年都出現官富國貧的強烈現象，皇帝也都擁有非常可觀的私房錢（內帑）；但國庫則一貧如洗。

至於宋朝，宋幾乎是歷史中國稅入最高的朝代之一；因為宋朝特殊一些，它的工商業相當發達，所以稅入非常高，稅入常超過一億貫（註十一）。但，宋朝卻是窮得苦哈哈，老是籌不出軍費。所謂大軍未動，糧草先行；籌不出軍費，空有百萬以上的大軍（光是北宋軍的人數，最多時約在一百四十萬，就可能超過金、遼、西夏各國不含漢人的人口數），打個鳥？

以上所舉各例，這裡只能簡述；我們在後面各卷中都會給予詳述。以充分說明我們的理論絕非建立在錯誤的例證之上。

歷史狀況如此，怎可能要求官僚、人民拼老命去抵抗外患？所以，我們不免質問說：這些大軍與他們的將領的忠孝節義都跑哪去？原來統治階級的忠孝節義都跑到孔方兄那去了。有太多的官僚、軍隊投向敵方，轉過來打供養自己的朝廷、小民。民國遷台前，不也出現孔宋等相同的現象？共軍中不也有大量投降的國府軍？這是以「模式現象」出現在歷史中國上的。

「模式現象」是本書解說歷史的重要觀念之一，請讀者們留意。

這是歷史中國階級對立現象的後果，統治者這一方，富得不只流油，而國庫與小民卻榨得一乾二淨。財富分佈像一顆畸形的橄欖，兩頭尖尖而中間特別肥厚；或者說像塊畸形的麵餅，中間插了根棍子。棍子兩頭是國庫與小民，細細的，窮得一乾二淨；而中間那塊麵餅就是統治階級，肥厚得很。社會階級對立當然嚴重，人民不可能效忠王朝；換個朝代，說不定還不致苦成這樣，怎可能生出忠勇之心？

侍奉這個王朝，固然是順天命；侍奉另一個王朝，不也在順天命？所以，歷史中國戰亂時，人民主動起而抗敵的故事，不是沒有，但絕對談不上常態；相對於投降、倒戈者而言，甚至可以說是稀少。這點，我們在《卷二》以至《卷七》中會詳述史實；每當王朝危難時，往往「文武百官亦潛相引去」（《宋史˙卷第二四三》），明末「京師（北京）戒嚴，士大夫日夜潛發其幣南還，首鼠觀望」（http://club.beelink.com.cn/dispbbs.asp?BoardID=149&ID=5823），清末庚子事件慈禧、光緒就要西逃之時，百官入殿奉事者依稀。就可以理解所謂忠貞觀其實是難得的。

但，這種階級對立的現象為何不能改變？只因為社會階級屬下層結構，上層結構未變，下層結構當然不可能改變。何謂上層結構？最上層的莫過於統治哲學了，或者也可以說是我們討論過的極私統治哲學。這種根本思想不變，也是說君尊臣卑、「屈民而伸君」的思想未變，以下的一切當然不變。所謂「眾人從之為風俗」，既存的「風俗」便持續主導著歷史演化的方向。

東西方是兩套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與歷史哲學。所以，可以推知今日中國若要民主化，那就必得重新建構一套歷史哲學，並且改建社會結構；但，這是何等艱難的大事！

我們看法國從大革命時君權步上民權的過程，而那時，英國近在左右，早已可以作為法國民主化的標竿。美國獨立戰爭，法國還是它最有力的支助者；但法國的革命過程，所付出的代價可以說是龐大的，時間也是漫長的。今日台灣的過程也都可以說是艱辛的。那似乎也可以推論中國未來若走向民主化，可能也不會是單純的。站在台灣觀點觀察中國民主化，這種認識應該要有。

歷史哲學都是基於某些「假設」而來。而「假設」屬無從驗證，因此就理論上而言，我們不能說孰好孰不好。所以，我不以為西方階梯式的歷史哲學，東方圓周波浪循環的歷史哲學，有孰好孰劣的問題；因為它們同樣都有惹禍的一面，只是禍患不同。

西方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、宗教改革之後，資本主義興盛過程中，取代了封建貴族掌控政府決策。資產階級遂利用政治優勢與掌握資金、生產設備、市場等，操控政治決策，加強其剝削、壟斷能力。這一來，社會貧富懸殊急遽增大；工人受到嚴重剝削，農產品價格低落，富者窮奢極慾，而貧者苦無立錐之地。這導致社會正義蕩然、秩序紊亂。過程相當漫長。

所以，在二十世紀五○年代以前，資本主義仍被視為與邪惡同義，是富人剝削窮人的社會體制﹔社會從原來的封建對立（貴族 / 平民）質變成為資產對立（資產階級 / 無產階級）。更由於貧富懸殊不斷增大，以致階級對立突顯；《共產黨宣言》說：「它（資本主義）首先生産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（相等於本書所說的自毀）。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。」（http://www.hnyouth.org.cn/wenx/ml3.htm）

資產、無產對立，就是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勃興的社會背景。

而封建對立，就是民主化運動的動力來源。

所以，西方是民族、民主、社會革命一個接著一個來，基本上他們與東方同樣度過一個相當不平靜的漫長時期。西方世界之所以成為今日「進步」的代表，推遠來看，其實也不過是近一、二百年的時間。

可以說，西方社會累積了一定的矛盾，他們便出現尋求解決矛盾之道的需求；諤諤之士（「法家拂士」）又有生存空間發揮其政治意見者的角色功能，於是，分別於不同時期突破神權、君權桎梏，然後又突破資本主義的「邪惡」。終於呈現岀階梯式歷史進展。而歷史中國則有所不同，歷史中國的社會矛盾積累相當之後，相等於重新洗牌，一切重新來過（請參閱《卷八˙8-2 從文化史觀解讀中國歷史（二）｜｜一毀全毀的價值平臺》，就能理解「重新洗牌」的意義）；於是出現五德始終論那樣的循環。其實，五德循環可以簡化成「興」、「亡」的二元循環。

可以說，這時各資本主義國家，基本上是以其豐沛的國力，對內剝削、對外侵略，集中力量為資產階級服務。所獲得的好處，盡在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，中產階級這時還未大量產生。這與中國當時的階級對立｜｜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對立｜｜固然有程度之分，其實亦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。當然，西方各國國力是強得多，那是因為它們的統治基礎更廣闊些，力量更集中些。

這就是今日國際社會的前身，也是當前兩岸政局的過往國際背景與思潮背景。等社會主義大興之後，西方各國稟承既有基礎，也不能不加緊調整其對內政策，以防止國內動盪，尤其防止受共產黨滲透；於是福利國政策在1948年於英國首度成立，各國競相採用。從此，中產階級快速增長，成為社會的穩定的最大力量；到這時資本主義才逐漸除去邪惡的本質。

西方不斷地變，以變意圖達成內部圓滿；內部固然逐漸圓滿，卻又產生新的不圓滿，那就是對外戰爭。

因為西方國家的福利哪來？還不是透過政治、軍事、商業、科技等等手段，向落後國家、殖民地「剝削」（掠奪）而來；等於是以自外獲得的利益，以賄賂其國民，達成國內的安定、繁榮。所以，西方國家其實不過只是將它國內的矛盾轉移到國外去。中國在清中期以後，就扮演著三重受害者的角色｜｜先是受漢人糟蹋，所以滿清入主受滿人之糟蹋，再受列強之糟蹋。至於禍害、污染（比如剝削、科技垃圾˙˙˙）則轉移到開發中國家。列強在世界各地所引發的戰爭，可謂不計其數。從國外「掠奪」，導致受掠者反抗，與他國競爭殖民地、資源，則導致競爭國彼此間的戰爭，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最明顯的例子；甚至到今天也還沒停止。

所以，我認為西方國家的歷史哲學事實也未能自身圓滿；他們不過只是將自身的矛盾轉移，來意圖自身圓滿。但，他們至少解決了國內的不安因數｜｜不自我糟蹋或少自我糟蹋。世界局勢下一回合的變，希望是變在調和窮國與富國、強國與弱國之間的矛盾。

但這牽涉到基本假設的問題，困難度自是不會太小。但從歐盟不斷擴大看，情況應該還是樂觀的；人類似乎有這樣的智慧，克服這些困難。

而中國則以王朝興替，來達成五德輪迴的自身圓滿。

但，問題的重點在於當下的人們相信什麼。以今日世局而言，人們相信「天賦人權」，當然就導致圓周波浪循環的歷史哲學沒市場。但後推九十幾年前，那時溥儀的小屁股還坐在龍椅上，人們開口「君臣大義」、閉口「天子聖明」；那時階梯式的歷史哲學，在中國只有極少數人理會。有幾人相信「天賦人權」？

東西方兩套各自不同的歷史哲學，只因為基礎假設不同。中國常態上強調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、「使三代之君常守禹、湯、文、武之法，雖至今存可也」（《宋史˙卷第三三六》，司馬光語）；但還是有人認為該變。宋時有批評王安石逆天行事，說他「天變不足懼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」。王安石則以「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，則固當如此。且仁宗在位四十年，凡數次修敕，若法一定，子孫當世世守之，祖宗何故屢變也？」（《續資治通鑑˙卷第六十七》），他強調要變、要改革。在歷史中國變與不變，常態勝出的是不變，在西方常態勝出的是變；差異如此而已。

只能說，東西方基於不同的歷史背景，各自作了不同的選擇，於是走上不同的歷史衍化的路。西方接受變為常態的歷史哲學，但其中還是有著不變；他們對上帝的崇拜，取代了中國對權力的崇拜。東方以不變為常態的歷史哲學，但終究還是要變。所以，東西兩方歷史哲學分析到最後，只有常態變，與常態不變之區別。常態變中，亦有著不變；常態不變中，亦有著變。哪個優，那個劣？我不做這樣的判斷，因為我不以為文化有優劣上的比較意義。

問題在於如今西方的「階梯論」當道，東方的「圓周循環論」就給當成落水狗、過街老鼠。前者目下民權當道，這獲得讚許、擁護；但長期在世界各地引發的戰亂，包括在美洲、非洲的種族滅絕，似乎並未獲得相同的重視。

若我們站在更高的層次上來看，而不站在個別國家利益的立場看，西方文明帶給人類的到底是利益居多，還是禍患居多？恐怕會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。在上帝眼中，西方的罪惡或許並不比東方少。

所以，我的歷史觀與文化觀，乃是所謂的「意圖自身圓滿之不自圓滿」。意思是說，文化是一種不自圓滿的東西，但這種不自圓滿的東西，卻存在一股要追尋自身圓滿的力量。因此，文化必然是變動的；而東西歷史哲學的差異，只在於「常態變中，亦有著不變；常態不變中，亦有著變」而已。這能說優道劣嗎？

我們不妨拿個更具體的例子來說，〈1-2從〈阿房宮賦〉的聯想說起〉一文中的那兩個圖示，能看出哪個圖更優或哪個圖更劣嗎？本文的目的，在於我表明我捨棄優劣觀、道德觀來解析歷史的態度。我認為這是不足取的。我們的真正重點在於掌握歷史真相；也就是歷史何以會如此？歷史何以是如此？我想，我們有時不妨將道德意識、優劣觀暫且收下，那就更能確切掌握歷史的真相。

註釋：

註一：「先驗」的意思是脫離於經驗，與經驗無關；但絕非「不證自明」之類的先天性正確。「先驗假設」對於理論推演是絕對必要的，缺乏「先驗假設」，則無所謂理論。

註二：西方文明的兩塊基石便是基督教文明（希伯來文明）與民主科學文明（希臘文明）；前者屬宗教範疇並衍化出「君權神授」，而後者則正好質疑前者｜｜民主vs.君權，宗教vs.科學｜｜但這兩文明基礎卻得能並存，並且成為共同維繫西方秩序與發展的動力。其景頗似今日政府與國會之間的互動關係。故，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在這種地方最容易顯現。中國君權獨大而且幾乎毫無制衡，就算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同樣在君權之下，而非與君權匹敵。

註三：關於古典、傳統二語的說明，請見下一文。

註四：原文如下：「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『王何卿之問也？』王曰：『卿不同乎？』曰：『不同。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』王曰：『請問貴戚之卿。』曰：『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異位。』王勃然變乎色。曰：『王勿異也。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。』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卿。曰：『君有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。』」

註五：詳細論證，請閱《卷二》。

註六：清初大儒顏習齋語。轉引自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/root/showdetail.asp?bookid=3374

註七：《辭源˙朋黨詞條》：「（1）爲私利目的而勾結同類。《韓非子˙有度》：『交眾與多，外內朋黨，雖有大過，其弊多矣。』《晉書˙卻詵傳》：『動輒爭競，爭競則朋黨，朋黨則誣誷，誣誷則臧否失實，真偽相冒，主聽用惑，姦之所會也。』（2）排斥異己的宗派團體。漢之黨錮、唐之牛、李，宋之蜀、洛、朔三黨，明之東林、幾社、復社等，舊史皆稱為朋黨。」

註八：郭沫若，〈甲申三百年祭〉。http://www.yannan.cn/data/detail.php?id=2811

註九：「漢朝一斤當今258克」http://zhjyx.hfjy.net.cn/Resource/Book/Edu/JXCKS/TS011094/0008_ts011094.htm。六十萬斤，約相等於15.48萬公斤。若以台斤論，一台斤＝600克，15.5萬公斤＝25.8萬台斤

註十：「是歲，帝造萬金堂於西園，引司農金錢、繒帛牣積堂中，復藏寄小黃門、常侍家錢各數千萬，又於河間買田宅，起第觀。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五十八》）

註十一：一貫千錢，一億貫等於一千億錢；但因幣值並非長期穩定，所以很難換算出有效的參考數值。若以清朝定制為例，銀一兩兌制錢一千的話，一億貫等於一億兩銀。但清朝銀錢兌換也有變動，清末時由於白銀外流，所以出現銀貴錢賤的情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