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-11 認識極私統治哲學的本質 (洪明燦作)
「利害懸於前，欲罷不能！」就是極私統治哲學的價值觀。連骨肉相殘都習以為常，自然沒什麼事是不能做的了。
我們對於極私統治哲學的討論已多，其實，這種內部大肆相互清洗的現象，不只出現在秦漢以後的歷史中國；世界史上同樣所在都有。
《聖經˙列王記上》記載著大衛王諸子，長子暗嫩、三子押沙龍，四子亞多尼雅與所羅門之間權力鬥爭的慘烈（二子大概屬平庸或早亡，未介入權力爭奪戰）。押沙龍先殺了暗嫩，隨後自行稱王並率軍攻打耶路撒冷，其父大衛王甚至還被迫走避；後來押沙龍失敗被殺。這時，最有希望嗣位的為四子亞多尼雅，且亞多尼雅也進行人脈部署，準備接收王位。不料大出冷門，所羅門在先知推舉下脫穎而出；所羅門繼位為王之後，除掉其兄亞多尼雅，並對亞多尼雅所部署的人脈，包括祭司亞比亞他，重臣約押、示每（「約押」、「示每」為人名）進行清洗。其鬥爭看來也是頗為慘烈，並且也屬骨肉相殘。
而素有歷史盛名，稱智慧之王的所羅門，他的兒子羅波安繼位後，又出現耶羅波安叛變；以色列從此分為南北二國，羅波安為猶大王，而耶羅波安則為以色列王。「羅波安與耶羅波安時常爭戰」（《聖經˙列王記上˙十四章˙三十節》）。
耶羅波安原是所羅門的一名官員，因所羅門懷疑他圖謀叛國，不得不逃往埃及。所羅門在位時就抽取重稅，羅波安繼位後同樣徵收重稅；所羅門死後北方十支派遂在耶羅波安帶領下，脫離羅波安（南方二支派）的統治。以當時以色列狀況可謂強敵環視，猶內部進行分裂、相互征戰；其王朝自毀狀況不亞於歷史中國。
按照《聖經》所記載，以色列以上各種背叛、鬥爭、清洗現象，是以色列諸王對耶和華信仰不堅所致；「所羅門年老的時候，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，去隨從別神，不效法他父親大衛，誠誠實實的順服耶和華他的神。」（《聖經˙列王記上˙十一章˙四節》）崇拜異邦的神祇，這種情形正與歷史中國各帝王背離封建倫理基礎相近，都是對自己文化基礎的背叛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無論中外，也不只歷史中國或古以色列，都必然要導致國家亂象叢生，甚至亡國。我們也曾舉法國波旁王朝時的大革命為例，那時王室、貴族之濫權、貪鄙，同樣使得波旁王朝不得不自毀；蓋王朝基礎潰壞、民不聊生所致。事實這樣的例子在世界史上所在都有，不限於歷史中國。
但本書的問題是，西方各國既不曾如歷史中國極私到如此地步；歷史中國「皇帝＝帝王＋天子＋聖人」，而英王亨利二世卻因唆使刺殺貝克特大主教而必須接受鞭撻。且，極私統治的時間也不如此之漫長（二千餘年）；現代英國建立於十一世紀征服者威廉一世（約西元1028-1087年）之手，於十三世紀初就已經出現《大憲章》，此後君權漸受削減、民權日有改善；並，教會長期對歐洲各國君主都有相當的制衡力量。
尤其重要的是今日世界各國，大都早已施行民主而跳脫這樣的極私統治，告別內戰甚久。但歷史中國則自秦漢以下，綿延兩千多年，極私統治哲學之影響甚至直至今日。包括民國以後所曾經崛起的各個政權，包括袁世凱、南北軍閥、南京政權所曾發生過的內戰，以至於中共建國後發生的各項政治鬥爭，仍然延續這樣的政治本質。以致，到二十世紀時都仍出現諸如大躍進、文革這樣的慘劇；至於歷史上人口大殞滅之密集與慘烈，恐怕也是世界歷史之最。且王朝更迭之密集，我們就不談那些正史所不承認的數百多個王朝，光是正史所承認的朝代，恐怕連專業歷史學者一時之間都不容易數得清楚。甚至直至今日，我們仍然看不到中國有政治改革的跡象。可見中國歷史之發展與文化的內涵，確實有異於西方歷史、文化；並且其相異處還頗為不少。
我們遂不能不多做一些討論，以進一步理解它的一些本質，並作一些必要的澄清。也使讀者釐清本書所定義的極私的意義，免得與尋常所談的私、自私、私心等混淆。
根據我們上述前各文的分析，大致可以得出下列這樣的「極私統治哲學流程圖」。要化成可以演算的「公式」，看來似乎還待努力，但要得出下列的「流程圖」，卻一點也不難。
從上二圖我們可以輕易看出，極私統治哲學從帝王人身之最大滿足出發，透過陰陽、儒、法等各家學術為之緣飾，以合理化、合法化「滿足帝王人身之最大欲求」。這種狀況，其實不只是官僚階層在為帝王之人身最大欲求服務；就另一層次來看，也等於是統治階級官僚群對小民作無止境的剝削。
就我們從歷史上所見，帝王雖然僅一人，但帝王的慾望通常極奢；他們都愛宮室之美、愛寶物、愛封禪、愛巡遊、愛神仙與長生不老、愛后妃成群（甚至高達數萬人）、愛豐功偉業與曠世美名˙˙˙，這自然要耗費掉龐大的資源。
當然，上述現象不限於歷史中國帝王；事實包括所羅門王在內，以及非常大量的歐洲各國君主也莫不如此。「所羅門王在位時一直向百姓抽取苛稅以供揮霍，引致人民對他不滿，因而種下了叛亂的種子。所以，在他死後˙˙˙以色列聯合王國結束，國家分為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。」（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B%A5%E8%89%B2%E5%88%97%E5%8E%86%E5%8F%B2）而以色列由十二支派組成聯合王國，君主膏立（冊立）須多數支派領袖認可，是一種原始軍事民主體制。雖處在原始軍事民主體制中，但其情其景似乎與極私統治哲學之下的漢武帝，有其相類似之處；都同時有著「雄才大略」與「誤國殃民」的兩面評價。只是歷史中國由於帝王集權更深，且不存在夠份量的「敵國外患」，所以禍患就更深。
但以上，帝王所揮霍的資源如果與人數龐大的官僚群相比，那想當然又微不足道了。因為既然「屈民而伸君」，當小民面對官僚時，自然又必是「屈民而伸官」了；甚至還得屈民以「伸」官僚的妻妾、家人、奴僕˙˙˙。以致帝王一人的奢欲，透過官僚體系以乘數作用給擴散出來。連作為官僚系統之末的吏，甚至其奴僕，都能在小民之前耀武揚威。顧炎武《亭林文集˙卷一》中說：「天下之病民者有三，曰鄉宦，曰胥吏，曰生員。」；帝王竟然還不在「病民者」之列，可見「鄉宦、胥吏、生員」為禍之嚴重。當小民面對與「官方」有任何瓜葛的一概所有人等，都不能不屈己以伸對方。
我們可以確定地說，歷史中國在秦漢之後的社會秩序，就建立在這階級結構上。帝王以下至於官僚的妻妾、家人、奴僕、「鄉宦、胥吏、生員」組成一個統治階級；而與以上人等無關者，又形成一個被統治階級。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，被統治階級於忍無可忍時則反戈一擊，兩階級相互鬥爭；這構成秦漢以後中國歷史的基本格局。
要請讀者們注意的就在這裡，雖然我們總說極私統治哲學呈現帝王逞一人之所欲；但事實這會是一種乘數效果現象，將「屈民而伸君」擴大成「屈民而伸官」，甚至「屈民而伸有關於官的一切人等」。帝王一人被擴展而成為一個統治階級。這是歷史常態；而中國則擴及於「鄉宦」、「胥吏」、「生員」這層級，乃至於官僚的妻妾、家人、奴僕，都處在這個「食物鍊」的上端，讓小民的負擔重到無法承擔。
正因為基層小民無法承擔，於是「民不聊生」基礎潰散，導致王朝覆滅。因此，「屈民而伸君」本身就是一種王朝自毀機制；一王朝從前一王朝的腐敗中崛起，火速興旺，而又火速自毀，再由另一個王朝崛起。這才是歷史中國總數數百餘王朝忽興忽落的真相，當中只有極少數國祚能達二、三百年；絕大多數都非常短命。但國祚較長者，在王朝真正結束之前，通常大權已經旁落，皇帝成為傀儡，屍居餘氣而已。若我們扣除王朝中後期屍居餘氣的時間，那王朝的真正壽命實在都不長。
問題在於這種終究要導致自毀的統治觀，在二千年歷史上，雖曾被深刻檢討過，甚至孔孟早就詳盡預言過（即「如有不由此者．在埶者去﹒眾以為殃」、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亡矣」˙˙˙）；而這樣的體制卻竟然始終不曾被更進一步地挑戰過；這才是歷史之大詭異！
我說極私統治哲學曾被深刻檢討過，本書〈從〈阿房宮賦〉的聯想說起〉一文，所附載杜牧的〈阿房宮賦〉就是其中之一；該文所批判的便是極私統治哲學。除此以外，還不少思想家都曾大力批判過；我們已經提到龔自珍、黃宗羲、柳宗元、陸賈等，此後各卷也將陸續提到其他更多人。但，極私統治哲學卻始終不曾在理論上受更進一步的挑戰也是歷史事實！這屬思想史範疇。
另就政治史範疇觀察，各朝各代密集發生的農民起義過程中，大致不離「均」、「平」、「平均」的口號，就顯然是挑戰極私統治的歷史現象。但所有這些追求「均」、「平」、「平均」的農民起義，大致總在初始階段就因起義失敗，而使得追求「均」、「平」、「平均」的思想消失；如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被鎮壓了，所以「均」、「平」之說當然也被鎮壓。
或雖起義有所成功，但卻因領導者立刻承襲極私統治哲學，而使得「均」、「平」之說消散；如洪楊太平天國之役在它初步成功之際，「天朝田畝制」就不見蹤影。「天朝田畝制」因為不切實際，以致無法施行，這還易於理解；但太平天國上下在強敵仍然存在時，就開始窮奢極慾，又迅速開啟內部一連串殘酷的鬥爭，讓人難以理解。哪裡還有「均」、「平」的理想？明明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」，怎麼卻變成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趕快窮奢極慾、趕快內鬥」？這些窮奢極慾與內鬥，事實宣告太平天國在建國之際，立刻承襲極私統治哲學的舊軌轍；延續著胡亥、劉邦、呂后清洗兄弟姊妹、功臣的傳統。
而孫文革命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國民黨內不也貪瀆、內鬥接踵？他最主要的主張「耕者有其田」，基本上在國府撤台以前，從未被確實施行過。而特權橫行，同樣見不到「均」、「平」。劉邦、朱元璋建國成功，這些社會最底層的無賴、流丐一旦掌握權力，也無不立刻對下鎮壓，對內清洗；只為一家一姓天下著想，「均」、「平」消失無蹤。至於中共建國成功，「均」、「平」原是共產主義的最核心思想，但隨即出現一波波的政治運動，禍患所及同樣反應著殘酷鬥爭的歷史事實。「均」、「平」之說，迄今宛如夢魘；在「開放改革」三十年後的當前，貧富懸殊之大不只破中國歷史紀錄，恐怕也成為當前世界之最。
所以，無論自思想史、政治史觀察，這種種現象在在說明秦漢以後中國歷史的演化，都有著共同的歷史邏輯；這絕非偶然。而是延續著極私統治哲學的慣性，所以這是必然。
換句話說，歷史中國人既然知道「不均」、「不平」、「不平均」是王朝自毀的終極原因之一；並且也因此掀起無數次的農民起義，各朝各代也都有思想家提出針砭。既然在思想史與政治史上都曾密集出現「思想家針砭」、「農民起義」，照說，就該對既有體制產生一些矯正作用。但史實，以上「思想家針砭」與「農民起義」，為何從來不曾真正地挑戰了這樣的王朝自毀體制？
王朝自毀像極了一架自有動力、能自行運作的機械，總適時啟動，以完成它命定的任務｜｜毀滅王朝。我們無論就思想史或政治史觀察，都難以圓滿解說這種現象。
以上兩點，我認為都源之於極私統治哲學，或黃宗羲所說的「大私」，柳宗元所說的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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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之所以一再反覆這種現象，我的看法有兩點：
其一，天下一統又思想管制太嚴苛，以至於人們對「不均」、「不平」、「不平均」所造成的禍害，雖然有過檢討，但卻不夠深刻。因為天下一統的緣故，歷史中國的「馬丁路德們」、「加爾文們」、「伏爾泰們」、「盧騷們」等異端，並不存在流亡之地。異端缺乏流亡之地，異端思想便難以傳播、代代相承以至成熟；異端思想難以成熟，對居於主流地位的極私統治哲學，就不存在足夠強勁的思想挑戰力量！
蓋一個思想體系從出現以至於成熟、落實為制度，而成為人們日常思想、行為之一部分，也就是落實為人們生活之一部分，或說落實為文化中的一環，這需要漫長時間。比如，三權分立的說法首先岀自十七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（John Locke，西元1632-1704年）；原是為鞏固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成果。
洛克不只駁斥君權神授的主張，他又主張政府的權威只能建立在被統治者擁護的基礎之上；他支持社會契約論，但他也強調社會契約論是可以廢除的。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，在一個人沒有損害另一人利益的情況下，可以自行其事。他提倡個人財產的合理性，認為個人有權擁有通過勞動所獲得的合法財產。洛克提出的人所擁有的「自然權利」（natural rights）就包括了生存的權利，享有自由的權利以及財產權。
洛克還第一個倡導了權力的分配，認為行政與立法應當分開，而且立法機關應當高於行政機關，防止專政。後來該學說透過傳播，並被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（西元1689-1755年）詮釋為行政、司法、立法三權分立的形式，解決了在該種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現的部分問題。這個制度首先在美國落實，如今已經成為世界各民主國家最根本的體制。
換句話說，無論是洛克、孟德斯鳩，乃至美國開國先賢˙˙˙，他們面對當時思想主流，全都屬異端，也無不面對著迫害。但這些異端卻有著流亡之地讓他們蘊育、傳播、漸趨成熟，於是有機會「後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」，開展出一種思想繼承、精進，能進一步遠瞻，而使得思想體系更日益圓熟。終於異端轉身一變成為思想主流，形成強大力量，不僅進而改變政體，甚至落實到每個人的生活裡。由於「後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」，所以西方歷史就呈現岀階梯式衍化，終於帶動出今日世界政治思潮主流的民主體制。
但歷史中國則不然；基本上秦漢以後歷史中國思想家都只能「單兵作戰」；至於他們的思想、主張，往往只能人亡即息。他們幾乎無法承襲先人思想遺產，就算接受了先人思想遺產，那也是經傳統儒家扭曲（或說權力扭曲）之後的遺產；事實接受的就是極私統治哲學，修正也僅僅只是在極私統治哲學之下的有限修正。
當這些思想家經長期思辯，個人自既存傳統窠臼中脫穎而出時，他們自成體系的思想又基本上無法廣為傳播；就算可以傳播，所傳播的內容也絕不能悖於既存的君尊臣卑的格局。否則，以天地之廣，並不存在他足以容身的角落。
所以，秦漢以後歷史中國在思想史上，基本上見不到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遠瞻」的景況；這大異於西方階梯式歷史進程，也大異於古典儒家在孔孟荀之間的傳承關係。
古典時期，孔、孟、荀之間的思想傳承，可以看出更趨精細、完整又分工的趨勢。那是孟子、荀子站在孔子與他的學生們的肩膀上，開拓出新境界，而傳統時期則正好相反；我們見不到這種思想、學說的承續關係。除了宋朝時朱熹承續二程及二程以下諸賢外。因此，秦漢以後歷史中國所能凝聚起來的異端（反主流思想）力量，便不夠強壯，所以大多數總被鎮壓了。
意思是說比如杜牧，他「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」的說法、
柳宗元「私其一己之威也，私其盡臣畜於我也」的說法、
朱熹「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，果出於義耶，出於利耶？出於邪耶，正耶？若高帝，則私意分數猶末甚熾，然已不可謂之無，太宗之心，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」的說法、
黃宗羲「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。始而慚焉，久而安焉，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」˙˙˙的說法、
以上等等說法，以及此處未曾羅列的許多歷史思想家的見解，都是個別思想家所獨創，且無人繼承｜｜幾乎都是上無師承，下無傳續。甚至連孔孟的學說，也同樣「孔子沒，曾子獨得其傳，傳之子思，以及孟子，孟子沒而無傳」（《宋史˙卷第四二七》）。因此，我們幾乎看不到歷史中國有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遠瞻」的景象。
後來儒學到宋儒手中雖然得能局部復興，但隨即因「慶元黨禁」，朱熹集前人大成的一套「新儒學」論述，立即被打成「偽學」（詳《卷五》）；以致他論漢高祖、唐太宗的「私」也嘎然而止。
於是，雖然傳統中國時期代有賢人者出，但始終只能「單兵作戰」；思想家雖能破繭而岀，但其思想也大致及身而止，始終不曾出現「後人站在前人肩膀上遠瞻」的情景。孔孟之學、杜牧之說、柳宗元之〈封建論〉、朱熹之論私，與明末清初黃宗羲之論大私，彼此間並無繼承關係，都是思想家個人各自發明，也各自身沒即止。
其二，或者所凝聚起來造「不均」、「不平」、「不平均」之反的力量夠強壯，但掌握這力量的主要領導者｜｜比如劉邦、朱元璋、洪秀全等等｜｜當他或他們處於不利地位時，便以「均」、「平」、「平均」作號召；但當他或他們處於有利地位時，由於缺乏新思想的引導與規範，使得他們立即慣性地利用手中的力量來造福自己，並忽略群眾。他們開始打造自己的新「天命」，於是形成另一次的「不均」、「不平」、「不平均」的現象。以追求「均」、「平」、「平均」始，而以「不均」、「不平」、「不平均」終。但極私之本質未變，歷史只是從頭再來一次。
我認為以上兩點互為因果。
由於以上兩者互為因果，思想家雖永遠在批判帝王之私，卻無法進一步探索如何化帝王之私為全民之公；以破解王朝自毀。農民起義永遠被鎮壓，或始於追求「均」、「平」、「平均」，但因起義成功而終於極私（原來的「不均」、「不平」、「不平均」）；然後面對另一回合王朝自毀。
於是，一個王朝自毀了，另一個王朝興起；新王朝則承續前一自毀王朝既有思想，並面對另一回合王朝自毀。歷史永遠從頭開始，而呈現圓周波浪循環。這是傳統中國的史實；大異於古典中國時期，也大異於西方世界。也因此，這些批判性思想始終無法更趨圓熟，無法蔚成思潮、形成社會運動、落實為制度，進一步帶動文化、歷史產生質變；始終陷入興亡不斷循環之中。
而西方則由於異端、新思想存在著流亡之地，或說思想管制不如歷史中國嚴苛，因此即使是在本國也存在探索空間。於是，新思想能有逐漸脫去青澀、逐漸圓熟，並逐漸蔚成社會運動、衍化成體制，最終成為人們思想、行為不可切割的一部分的機會。這便是神權、君權、人權社會的轉化；甚至今日的人權思想亦與早期的人權思想有所不同。總之，西方的價值基本假設長時期都受著不斷的修正，這是秦漢以後歷史中國所不見的；東西之差異，極其顯然。
簡單來說，歷史中國雖然也出現了許多「巨人之肩」可供站立，但事實這些「巨人之肩」卻始終站不上去。我們顯然可以看出，思想管制嚴苛與思想管制存在罅隙，才是東西方歷史發展最主要的差異處。
在秦漢以後歷史中國，異端者毫無藏身之地，異端思想終無成熟之日，於是無法將思想化為實際力量；而西方則顯然與此不同。尤其思想嚴苛管制目的在愚民，但這種愚民政策卻總是天下之人未盡愚，統治者倒是先愚了；原因也簡單，相信天下之人可以盡愚，本身就是愚。所以，未盡愚的人奮起挑戰，直接、間接成為王朝衰亡的原因。而天下多數是已愚之民，是以，奮起之人又自愚，等待以後未盡愚之人來挑戰。
於是，極私統治哲學反覆而下，不見有任何力量對這極私體制做出有力挑戰。我們大致可以以「文化慣性（惰性）」來形容之；因為文化具有強大的慣性（惰性）作用，而思想嚴苛管制，就使得慣性（惰性）更加強大，要改變文化慣性殊為不易。我認為，思想管制使得歷史中國，只能在這具自備能源的自毀機制支配下衍化，但缺乏脫離這具自毀機制機械的能量。
以下，是我們對極私統治哲學的整體性分析，並對極私、私、自私等概念作一些區隔；本書所討論的是漢政治文化中的「極私」，與一般所謂私、自私無直接關係。讀者若以一般觀念中的私、自私詮釋「極私」，那將不免出現一些偏差；尤其，我們所論述的「極私」不涉及價值，而一般所說的私、自私，事實已經充滿價值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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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（本能）無所謂善、亦無所謂惡，那是生而既有的能力。比如人生而會吃喝拉撒，這不待學習，是本能；本能無所謂善，也無所謂惡。至於會思想、有喜惡等，這些必得透過學習才能開啟這方面的能力。既然透過學習，自然屬文化範疇；這時才有善惡等等的價值觀出現。學習（文化）引導著人性（本能）發展，然後「近朱則赤、近墨則黑」；有朱、黑之辨時，才有善惡之分。這是後天學習的結果，與人性或本能無直接關聯。
《三字經》所謂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；「性相近」的部分，也就是人性（本能）者，與我們的探索無甚關係。我們探討的重點，就是「習相遠」這樣的歷史的、文化的氛圍。簡單來說，我們探索的是「習相遠」之後的文化，而非「性相近」的本能。
「人性（本能）」與「文化」的區隔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人性（本能）相等於硬體，而文化則相等於軟體。各人種的人性（本能、硬體）基本相近，所以各色人種都可以相互學習彼此的文化，甚至融入不同文化中；故「性相近」。但由於薰陶的文化（軟體）不同，所以造成各個種族、民族、國家、地區˙˙˙的人民，會有不同的思想模式與行為模式；故「習相遠」。
用一段最通俗的說法：「想啥？怎麼想？做啥？怎麼做？」的總合就是文化。意思是說，不同文化之下的人們，面對相同的處境，會有不同的反應。因為他們雖然面對相同的刺激，但卻因為早已建立的反應模式不同，以致採取了不同的反應模式。符合既定模式者，被稱為善；不符合既定模式者，為惡。
比如，漢文化之下的人們，相對於歐洲，宗教觀並不強烈；中國歷史上雖然有過所謂三武一宗滅佛，但比之歐洲史上的宗教戰爭、宗教迫害，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；有著非常態與常態之別。歐洲宗教戰爭、宗教迫害，或因此而衍生出的宗教移民，並非僅見於基督教崛起之時與其後。時至今日，西方國家與穆斯林之間的糾葛還在持續中。這是東西文化不同，所造成的思想、行為上的分歧。在歷史中國進行宗教迫害，殊為少見；因為宗教迫害不屬於歷史中國的既定模式。又比如東方人嗜食豬肉，而回教徒則無論其人種為何，皆禁絕豬肉；這都是文化不同而出現的歧異。絕非人們信仰回教之後就不能消化豬肉，或食用豬肉就會中毒所以禁絕。
再如，歷史中國的統治階層若不進行階級迫害，也將被視為異端；所以當漢宣帝的太子劉奭對他說：「『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』宣帝作色曰：『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，奈何純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達時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於名實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』乃歎曰：『亂我家者，太子也！』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。」（《漢書˙卷第九》）劉奭僅僅建議他老爸不要「持刑太深」，竟引來「亂我家者，太子也！」的論斷。可見「持刑太深」才是「漢家」常態，也符合「漢家」「制度」。
再如，清廉的官吏在官場上沒太大的生存空間，因為階級迫害是歷史中國之常態。為官不貪，必為成群結隊的同僚所排擠；且為官不貪，自然沒有餘裕可奉承長官，亦將為長官所不喜。清官的生存空間基本上都相當有限；不是說完全沒有，而是說清官與貪瀆者不成比例。否則就不會有「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」之語；意即，即使是不貪贓枉法的清廉知府，一任三年下來，僅例所應有的各項陋規收入也有十萬兩銀子的入賬。要知道「陋規收入」，名為「陋規」當然不屬該得，而這種不該得的例行收入，已經不被視為貪瀆。
甚至，「說忠良，道忠良，自古忠良無下場」，「自古」正意味著已成文化慣性之一環。
這與歷史歐洲的主要歷史現象正好有些不同；基督教崛起之後的歷史歐洲，藉上帝之名進行宗教戰爭、宗教審判等。那時他們認為這是善中之善，那是在推廣福音，消滅異端；事實往往在當中包藏神職人員與統治階級的個人利益。正如在歷史中國之「先君後國」者，以「忠」包藏個人利益相同。這是由於文化不同，所導致價值觀的差異；由於價值觀差異，產生了相異的行為與行為結果。
再如，我們前文所提，中國當道的歷史哲學是圓周波浪循環，而西方則是階梯式，這也是思想、行為模式不同，也就是文化不同所造成的。文化一旦形成，改變的速度通常是緩慢的。就像是公天下衍化為家天下，家天下衍化為極私天下也是緩慢的；或說西方自神權、君權之下解放，過程也都是頗為漫長的。意思是說，一種思想、行為模式（文化）一旦建立，就可能影響相當長的時間。
秦始皇一統天下，開始自稱皇帝，又希望秦天下能下傳二世、三世以至於萬世。這種奪天下人的天下，以成就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觀念，古典中國時期本來就存在；所以，才有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這話。但因為封國林立的關係，「莫非王土、莫非王臣」只是一種名義上的、象徵性的意義，從來就無法落實。
等秦一統天下後，由於士大夫逐漸自我出賣，與帝王權力的傲慢慢慢被養成，這種化天下為一家、一人所有的觀念就更強化了。不只是有形天下為帝王所有，就是無形的思想領域也要為帝王所掌握；防天下之人勝似防賊，也可以說是以一人而防天下人。於是，逐漸出現誣反事件模式與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；兩者相加而造成王朝自毀。並且，由於思想嚴苛管制，於是歷史中國始終無法自王朝自毀的循環中解脫。
春秋戰國時列國中，許多國家的「國人」可以普遍參與國事的現象不再出現；那時「天下為公」與「是謂大同」的精神與事實仍未喪盡。但從秦之後則開始極私天下，並且被確立而逐漸成為歷史唯一的主流思想；除此之外，任何批判都不得公開宣揚。
漢高祖率領一群屠狗輩與項羽爭天下，登基五年後，眾人仍然對他嘻笑怒罵，宛如還在草莽階段，君臣隔閡不嚴重，卻讓他飽受言詞無禮之苦。可見，秦雖確立了極私統治哲學作為思想主流，但當時這個主流還不是絕對強勢的主流；以致秦廷諸臣還敢當廷「指鹿為馬」，將胡亥當傻瓜看待。後來叔孫通看出劉邦有帝王獨尊的意圖，便率一群儒者制儀禮，定下君尊臣卑、尊卑截然分明的朝覲儀式。劉邦見識到叔孫通一輩儒家的儀禮力量，撫掌大快，說「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」。從此，皇帝是更高貴了，但臣子與小民則相對更低賤了；此後的歷史，就是擴大這樣的差距的過程。君尊臣卑從非強勢的主流，經過不斷強化，終於逐漸成為唯一主流；膽敢冒犯，誅殺甚至族誅等著伺候。
但，我們必須理解一件事，那就是這種確立的過程是漫長且是起伏的；這種極私觀起於春秋戰國，歷經嬴政、劉邦，基本上要到董仲舒提供了較完整的理論，且配合劉徹又有足夠的權勢來運作董仲舒的理論，再經劉徹長達五十餘年在位皇帝，才終於鍛鍊成丹，建立起君權無可挑戰的地位。倘若劉徹在位期間不是如此漫長，那麼，或者極私統治哲學要花更長的時間，才能成為唯一主流。
不過，我們還是必須理解，這樣君尊臣卑的思想，其實是源自於法家，而非儒家。
《孟子˙盡心》說：「說大人，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，榱題數尺，我得志弗爲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，我得志弗爲也。般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千乘 ，我得志弗爲也。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，在我者皆古之制也。吾何畏彼哉？」可以為證；顯然後世統治者的所作所為，早與孟子所說的「古之制」背離了。
同篇孟子又說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。其為人也寡欲，雖有不存焉者寡矣；其為人也多欲，雖有存焉者寡矣。」「寡欲」與「極私」（或孟子所說的「上下交征利」、黃宗羲所說的「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」）正是完全不同的命題。
但叔孫通等儒士與法家爭帝王之寵、「（公孫弘）習文法吏事，緣飾以儒術」、董仲舒主張「屈民而伸君」，故可證法家思想已滲入後世儒家中。法家是崇尚權力的學說，《韓非子˙亡徵》：「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，權輕而臣重者，可亡也。（按：諸侯的封國曰國，卿大夫的領地曰家）」所以人主便要留意「國小家大，權輕臣重」，以免亡國。
韓非所說這個「國」，當然指「君主之國」，非「國人之國」；也是說，韓非早已將天下當成帝王私囊中物了。這是傳統儒家與法家相同處，卻與古典儒家大異。在韓非的理論上，君尊臣卑的要求實屬必然，雖然他也一再強調帝王仍需謹守法度。但秦漢以下的法家走樣了，還有哪個帝王謹守法度？所以，法家也有「古典法家」、「傳統法家」的區隔必要；前者強調君王必須尊法，後者則強調君王本身就是法。
「在狹義的『刑名』或律令之下，沿著秦制成規來保護君權，誠如顧亭林所說的『漢興以來，承用秦法，以至今日者多矣』」（侯外廬，《中國思想通史˙第二卷˙第二章˙第一節》， http://zhjyx.hfjy.net.cn/Resource/Book/Edu/JXCKS/TS011004/0008_ts011004.htm）是以，古典中國與傳統中國的最大區隔，在於無論儒、法等諸子百家，都讓權力給工具化了。原因乃在於傳統中國的帝王，都成為唯權力論者；並且，君臣之隔又給加大了。秦始皇時期，這種現象已經突顯出來。
劉邦對讀書人的基本態度是不敬的，他曾經拿儒士的帽子小便；這種輕漫知識份子的態度歷經漫長時間，到乾隆之時基本上一直都是一致的。紀昀（紀曉嵐）向乾隆做了一些建議，希望他別一再南巡；因為一次南巡，等於剝南方百姓一層皮。乾隆後來一共南巡六次，剝了南方六層皮；災情可謂慘重。乾隆聽了他的建議，大不高興說：朕看你有點學問，所以給你一個官；其實不過是當成妓女豢養起來而已（註一）。可知，學識、士大夫在權力者眼中的地位；也可以確切地說權力的傲慢早已成慣性，以至輕忽了知識的重要性成為歷史中國的常態。。
至於史稱善於用良吏的漢宣帝，他認為「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，奈何純任德教，用周政乎」（《漢書˙元帝本記》）；王道或霸道，對他而言只是工具，而非原則，視需要而定。像他這樣的權力中人，鞏固權力才是目的；而如歷史中國這樣重視權力的文化傳統，知識的重要性當然就被低估。
所以《資治通鑑˙卷第四十六》：「校書郎楊終建言：『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。方今天下少事，學者得成其業，而章句之徒，破壞大體。宜如石渠故事，永爲後世則。』帝從之。」西漢宣帝、東漢章帝更以帝王之尊論定五經，他們掌握住經籍的解釋權，目的在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。儒家經典在他們看來，那不是奉行的準則，也非研究的標的，而是思想管制的工具，必須親自掌握。
宣帝、章帝分別以石渠議奏、白虎議奏掌控意識形態。可以說，劉徹採董仲舒「推明孔氏、抑黜百家」，以下所有諸帝的所作所為，無一不是拿儒家當抑制諸子百家的思想管控工具。歷來帝王作為權力中人，他們對待知識的態度，與對待軍隊沒啥不同；都只是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。儒家思想對帝王而言並無工具之外的意義。
不理解這一點，就無法確實掌握極私統治哲學的要義：權力淩駕一切，不只是淩駕知識，尚且淩駕倫理、道德˙˙˙等等所有文化之其餘面相。
《明史˙卷第一四一》：「成祖降榻，勞曰：『先生（方孝孺）毋自苦，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。』孝孺曰：『成王安在？』成祖曰：『彼自焚死。』孝孺曰：『何不立成王之子？』成祖曰：『國賴長君。』孝孺曰：『何不立成王之弟？』成祖曰：『此朕家事。』」更赤裸裸宣示天下是他一家子的事，那群僚大概相等於富家翁裡的管家、奴僕、長工了。管家、奴僕、長工除了奉主人之命外，還能有什麼獨立思想、獨立判斷？
事實。秦漢以下漫長的歷史告訴我們，儒者入仕與小民到地主家當長工、奴工，基本上是相同意思；臣，本意即奴僕、俘虜。所謂「學成文武藝，貨予帝王家」，知識份子賣出的是知識，以俸代工資。擁有「經世濟時」使命感的，恐怕只是官僚階層中的少數，屬極私統治哲學之下的異端份子。從漢到明、清，相隔近兩千年，但在心態上都是一致的。
儒士只能是統治工具，所以方孝孺有義務替他草擬詔告天下的諭旨；若不，族他十族。
至於一世英主的天可汗唐太宗，看見新科進士規規矩矩地排隊，聽人招呼走進走出時，心中大喜說：「天下英雄入我彀中（彀（ㄍㄡˋ）中，弓弩射程所及的範圍）矣！」（註二）他重視的是英雄規規矩矩地走進他的射程內，他重視的絕不是英雄；英雄而不入他的彀中的，他恐怕就要排之唯恐不及了。
所以朱熹《寄陳同甫書》說：「老兄視漢高帝、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，果出於義耶，出於利耶？出於邪耶？正耶？若高帝（漢高祖劉邦）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，然已不可謂之無。太宗之心，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慾也。」
我們若檢視唐太宗生平，不難發現享有歷史盛名的唐太宗，他所帶來的所謂貞觀之治何其短暫；貞觀之年總共不過二十三年，前數年還在爭戰之中，人口鉅量消耗還未終止。而貞觀十一年（西元637年），《資治通鑑˙卷第一九五》載：「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，而給役（服勞役）者兄去弟還，道路相繼。陛下雖加恩詔，使之裁損，然營繕不休，民安得息！」到貞觀十六年時，「制：『自今有自傷殘者，據法加罪，仍從賦役。』隋末賦役重數，人往往自折支體，謂之『福手』、『福足』；至是遺風猶存，故禁之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一九六》）。
從以上兩則記載，我們可以判斷，至少在貞觀十一年至十六年間，人民的勞役大概比隋末輕不了多少。否則「自折支體」造成「福手、福足」，根本沒有發生的可能；誰會願意為著不太重的勞役而「自折支體」？何謂「人往往自折支體」？可見自殘的人不在少數，還需要皇帝下旨禁止。而貞觀末期征高麗敗歸，各地農民起義蜂湧，也可見擁有「天可汗」美名的李世民，為唐朝人民所帶來的痛苦絕不會太少。
所以，負有歷史盛名的貞觀之治，在「治世」的標準檢驗下，應該還是蒼白的。
終唐太宗為帝期間，中國還在滅絕性的戰爭的復原階段，人口不密（隋末四千多萬人口，唐初一千多萬人口）、經濟產出當然有限，文化還在廢墟中重建之始。貞觀之治的歷史盛名，應該歸之於李世民個人，在對待四周弱小異族高明的戰略、戰術，為他贏得「天可汗」這樣的威名。從諸種客觀現象上判斷，這時期的中國雖然可以稱雄於諸蠻夷小族││這本屬當然，唐初一千多萬人口對四周弱小異族而言，仍是龐然大數││但，還遠遠稱不上富強。
《舊唐書˙卷第七十五》載貞觀六年（西元632年），魏徵諫阻唐太宗封禪時就說：「隋氏之亂，非止十年，陛下為之良醫，疾苦雖已安，未甚充實，告成天地，臣竊有疑。且陛下東封（封禪），萬國咸萃，要荒（ㄧㄠㄏㄨㄤ，王畿以外極遠的地區）之外，莫不奔走。今自伊、洛以東，暨乎海岱（即中原以迄東海一帶，這是歷來的富庶地區），灌莽巨澤，蒼茫千里，人煙斷絕，雞犬不聞，道路蕭條，進退艱阻，豈可引彼夷狄，示以虛弱？」這段話可以證實這時唐朝國力其實「還遠遠稱不上富強」。而唐太宗已經相當堅持要進行封禪，向天地報告大功底定，以顯示他的歷史功績。
因此，朱熹論他的私，我們可以判定仍在極度私慾的範疇；中國最為出色的一段歷史││貞觀之治││事實不過如此而已。而毛澤東則讓知識份子成為臭老九；對知識份子迫害的程度，大概只有明太祖足以和他相比；至於對國家、人民的殘害，世界古今歷史上很難找到足以與他相比擬的例子。
以上這種種歷史紀錄，只在說明一件事，古典城邦時期曾經存在的「天下為公」的思想，早已消失殆盡；而極私統治哲學則確實統治著歷史中國。「國人」頻繁參議國政的現象早已不見，至於「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」，那當然更是不可能了。不只是「國人」不再受尊重，就是知識份子也同樣不受尊重；不只是知識份子不受尊重，連知識也不受尊重。
所以若非焚書，便「抑黜百家」；甚至連《太史公書》都不宜閱讀；而東漢和帝劉肇時魯丕上書所說：「臣聞說經者，傳先師之言，非從己出，不得相讓（攘，奪也）；相讓則道不明，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。難者必明其據，說者務立其義，浮華無用之言，不陳於前，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（不必花腦筋，就可以使學術更彰明）。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，博觀其義，無令芻蕘以言得罪，幽遠獨有遺失也。」
司空徐防上書又說：「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，不修家法，私相容隱，開生奸路。每有策試，輒興諍訟，論議紛錯，互相是非。˙˙˙今不依章句，妄生穿鑿，以遵師爲非義，意說爲得理，輕侮道術，浸以成俗，誠非詔書實選本意。改薄從忠，三代常道；專精務本，儒學所先。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，宜從其家章句，開五十難以試之，解釋多者爲上第，引文明者爲高說。若不依先師，義有相伐，皆正以爲非。」
兩漢在「推明孔氏、抑黜百家」的國策下，發展到東漢中期，思想管制已經到極嚴苛而瑣碎的地步。
以上，我們雖僅以知識、知識份子為例，論述權力淩駕其上；事實，我們同樣可以導引出歷史中國的權力，透過嚴苛思想管制的史實而淩駕一切，終秦漢以下一直到今日仍未曾改變。等於說，董仲舒、叔孫通等人為帝王集大權而扭曲經典等等，則可；至於其餘，比如要另建學說，或闡揚孔孟本來的思想，那一概在禁止之列。朱熹之學不就給打入「偽學」之列？這種局面，遂造成歷史中國的「馬丁路德們」、「加爾文們」、「伏爾泰們」、「盧騷們」等異端們，並不存在流亡之地，也無託身之處。
這種黃宗羲所說的「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」的統治觀，到秦漢之際受到比如李斯、叔孫通、公孫弘、董仲舒等等｜｜儒、法兩家｜｜的「努力」強化、緣飾之後，加上陰陽家「五行」、「天命」等等集體創作，終於匯整出一套極私的統治緣飾哲學：緣飾權力集中、君尊臣卑之必要，一切為權力、為帝王服務。
除了帝王之外，無一人具有獨立的人格；亦除了帝王腦袋所思想的那些之外，所有的學說、思想，都只是帝王的統治工具。認為天下必須一統，權力尤須集中，思想必須管制，否則不可能太平，天下不可能長擁在手。但事實，我們都知道結果｜｜自毀而已。
這裡，我們大致可以歸結出個結論，那就是極私統治哲學，絕對不是孔孟那套古典儒學所衍生出來的理論與政策；而是掛著儒家招牌的「陰陽儒法」、傳統儒家。並且，「陰陽儒法」、傳統儒家這樣的權力至上論，還將導致王朝自毀而不自知。
※ ※ ※ ※
雖然，叔孫通、公孫弘、董仲舒等，歷來都被視為儒家；果真要將他們視為儒家，那也只能將他們視為傳統儒家或「陰陽儒法」家。事實他們的思想已絕非純儒；他們的思想與行為，已經為法家、陰陽家所滲入。而這種傳統儒家，才是主導秦漢以後中國歷史的主要力量；而這個傳統儒家，已經失去學術的自主性，儒士也失去自身的獨立性。他們只是帝王的統治工具。
這種全天下僅帝王一人擁有獨立人格的特性，才是極私統治哲學的真正特性。
秦依靠法家思想統一天下，法家主張的就是「君尊臣卑」；而現在儒者亦以人主無過，有過皆歸臣子，當然說得上是儒法爭寵，討好帝王。這與孔子「言忠信，性篤敬」（《論語˙衛靈公》），孟子「君正莫不正」(《孟子˙離婁》)的古典儒家觀念相差何其遠。當時持這樣「人主無過舉」的觀念的儒士，不只叔孫通、公孫弘、董仲舒等人，幾幾乎全都是了；隨時間愈過去則這種法家化的程度愈深。
在權力的傲慢之前，一切低低在下，並逐漸匍伏在地，包括「英雄」與「知識」；「英雄」匍伏在地，「知識」一樣匍伏在地；權力才是最偉大的。過去人們總以為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是權力、王朝、帝王對儒家的尊崇，事實絕非如此；而是將儒家當成消滅思想異端的打手、殺手，如此而已。
侯外廬《中國思想通史》：「武帝元封時代，罷絀百家，『法度』確立，合法思想與異端思想才明顯地對立起來。在這劃期時代的代表人物，正統方面爲董仲舒，而異端方面爲司馬遷。由這時起到宣帝的石渠閣稱制臨決，『惑者既失精微，而辟者又隨時抑揚，違離道本，苟以嘩衆取龐，後進循之，是以五經乖析，儒學寖衰』(漢書藝文志)。所謂經學正表現出神學化庸俗化的特徵。另一方面，異端思想雖遭受統治階級的抑制，但它針對作爲『貧困的表現』的宗教，提出了對『貧困的反抗』的反宗教思想，表現出對以宗教爲芬芳的世界意識的鬥爭，而鬥爭是在『兩刃相割，二論相訂』(王充語)的傾向中發展起來的。」（http://zhjyx.hfjy.net.cn/Resource/Book/Edu/JXCKS/TS011004/0008_ts011004.htm）
極私天下的觀念，尤其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後，在傳統儒者效力下，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力量；統治者得傳統儒家如魚得水，合力在君、臣與君、民之間建立一道難以逾越的藩籬。而傳統儒家在權力鬥爭上取得最後勝利，諸子百家潰不成軍，退出權力團體。其實，這已經是思想嚴苛的管制，同時也是帝王對傳統儒家效命的回饋。各種思想自朝廷中消失，傳統儒家思想向君權靠攏；這種向權力靠攏的動作，對孔孟等古典儒家創始者、發揚者而言，若非叛離亦屬離宗。是士的自我矮化與自我出賣，換取的則是權力與地位。
是以，儒家學說到「獨尊」之後，必然走向沒落而非更昌明；所以才有「是以五經乖析，儒學寖衰」（《漢書˙卷第三十》）之語。請讀者注意，「五經乖析，儒學寖衰」是始於西漢，非僅僅東漢！歷來論史者只看到兩漢經學大盛，卻未看到經學大盛背後的歷史意義：那是傳統儒家在自我閹割！
《後漢書˙卷第五十七》：「光武善讖，及顯宗、肅宗因祖述焉。自中興之後，儒者爭學圖緯，兼復附以訞言。」可以證實西漢末年讖緯之說應該已經取儒學而代之。等於說，務實的古典儒學被陰陽學暗中偷天換日去了，只是秦漢之後兩千多年少有人發現這個史實；歷史中國遂成為「愚人以自愚」的世界而不自知。事實，若非兩漢儒學「五經乖析，儒學寖衰」、「儒者爭學圖緯，兼復附以訞言」，那麼怎可能出現兩晉南北朝的玄談，與後來佛學大盛的歷史場景？這也是歷來學者們所忽視的一個重要歷史關節。
當然，我上述的意思並非說孔孟儒學完全喪失了，而是說孔孟儒學經戰國末年、秦、兩漢，尤其是劉徹獨尊之後，孔孟儒學轉化為「陰陽儒法」的傳統儒學；而到黨錮之禍後，無論是古典孔孟儒學或是傳統儒學其實都已經式微，不再是思想主流。我們須注意，儒學淵源極深，可以上推到傳說時期的堯舜禹等，後經孔孟加以整理、發揚；源脈既深，流傳亦廣，又是諸子百家的思想源頭，這是不可能被完全摧毀的。
但務實的儒學在被獨尊之後，怎麼卻走向務虛的玄談，甚至為佛教所取代，而不是被更好的發揮？事實則是儒學在兩漢期間已經被神學化與庸俗化了，儒學逐漸走上衰頹之路而無人知之。至於東漢末年兩次黨錮之禍，我認為更是權力對已經衰落的、殘存的儒學，作最後清洗。照漢初諸儒的設計，權力不該在儒士手中嗎？怎麼儒士官僚反而淪為外戚、宦官清洗（還是大規模、長期清洗）的對象？
我們絕不能小看黨錮之禍，認為那只是對士人的人身攻擊；事實這麼大規模、長期的清洗，對當時已經歷四百年思想管制，孱弱不堪的儒學，等於是最後衝擊。必須以歷史中國之第二次「文化大革命」視之，才能得其真相｜｜第一次歷史中國文化大革命，應該就是秦始皇的焚坑｜｜若不，儒學怎會在王朝政局權力中心破產。
倘若儒學在廟堂之上有地位，清談、玄談怎麼可能主導以後的中國歷史，佛教怎可能取務實、務現世的儒學而代之？
有說，魏晉時期清談其實不岀洛陽（當時的權力中心），在洛陽之外儒學還是被修習；尤其在諸胡所盤據的北方。但，這正好反證儒學自兩漢式微之後，亦已逐步退出權力核心（洛陽）。是以，儒學在獨尊後，雖曾在權力核心中盛極一時，但事實那只是傳統儒學，或說「陰陽儒法」學；然，無論是古典儒學意或傳統儒學，都逐漸失去它主流地位；逐步取而代之的是帶有濃厚神秘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圖緯之學。
至於屍居餘氣的古典儒學、傳統儒學在南北朝時期，仍持續在北方被研習，那該是諸胡王朝的貢獻，而非南方漢人宋齊梁陳等小朝廷的貢獻。因為這時南方各朝廷，基本上已經陷入「魏晉浮蕩，儒教淪歇，公卿士庶罕通經業」的地步（《陳書‧儒林傳序》）。
秦漢以後二千年之中，權力對待學術（包括儒學）基本上就是這種態度：所以，提倡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；君為輕」（《孟子˙盡心》）、「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」（《孟子˙離婁》）、「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」（《孟子˙萬章》）的孟子，不只當時齊宣王為之勃然色變，經一千七、八百年後，他在孔廟裡的神位，差點被朱元璋趕出國子監孔廟（註三）。為什麼他不趕孔子神位？因為孔子的逆耳之言，都被曲解了；法家「三綱」之說，都被塞進孔子嘴巴，因此孔子也被緣飾來替政權服務（註四），當然不趕。
至於孟子，他那些強烈重視人民、反對暴君的言詞；由於說得太清晰了，完全無法改裝。於是刪減《孟子》中不利於統治者的言論；這與焚書只有程度上的不同，本質上是一樣的。就是思想管制，目的當然在強化極私天下思想。可見，統治者對學術、文化的基本態度；扭曲學說以為政權服務才是他們的目的。
以上，我們在理解極私統治哲學特性之餘，還理解極私統治哲學逐漸強化為思想主流的過程。雖然相當簡略，但這才符合史實；至於更詳細的探索，我們留到《卷二》以後。經此，我們可以看出古典儒學與傳統儒學之間的差距；兩者雖然都被稱為儒學，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儒學。孔孟之道重視士自身之獨立人格，傳統儒學則重視侍奉權力；孔孟之道強調寡欲，傳統儒學則搜求權力、財富；孔孟之道以民命為重，而傳統儒學以滿足君之所欲為主；孔孟之道完全務實，而傳統儒學則走向神學化的神秘主義（表示如下表）。希望讀者能真切掌握極私統治哲學（傳統儒學）的本質，勿以為儒學自漢武帝之後真的是被獨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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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型
古典與傳統儒學的區隔 |
古典儒學 |
傳統儒學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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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重視士自身之獨立人格、 2、強調帝王寡欲、 3、以民命為重、 4、完全務實、務現世。 |
1、士重視侍奉權力、 2、爲帝王搜求權力、財富、 3、滿足君之所欲為主、 4、走向神學化的神秘主義、虛無主義。 |
表：古典儒學與傳統儒學的區隔
我們也可以將上述差異，隨歷史之演化，大致歸結成前文已經討論過的「先國後君」、「先君後國」這樣的命題。基本上，秦漢之後都是「先君後國」所掌控的時代，「先國後君」者總成為權力之下的犧牲者；但不意味著「先國後君」者完全消失。
極私統治者所需要的只是對權力的效忠，所重的不是知識、文化。而陰陽家、法家化後的儒家（傳統儒家），則不斷努力，為極私天下層層包裝；極私天下遂逐漸內化為漢政治文化的主要思想基礎，最終形成合理化與道德化，於是統治者擁有無限大的統治權。這種帝王權力無限大的情形，因為缺乏制衡，故極容易判斷它自身理論體系的不自圓滿。理論上的不自圓滿，極私統治哲學便以思想管制，使大家不思不想來達成自身圓滿。這是為何兩千多年來歷史中國始終都不可能放棄思想管制的原因。因為只能以愚民、自愚來視而不見其理論上的矛盾。
到今日都完全一樣；所謂擁護領導中心、鞏固領導中心等等的，完全是一面倒的要求下級服從上級、基層服從上層。這當然要導致王朝衰亡，以致，五德始終論顛撲不破。相對，古典中國時期猶普遍存在的人權觀念則蹤影俱滅，連民本思想也成為「人民是統治者的資本」，不再是「人民是國家的根本」。
正如我們在〈士之自我出賣及權力的傲慢〉一文中所指出，傳統儒家在這過程中扮演著權力掮客的角色，罷黜百家其實意味著將諸子百家逐出權力圈之外，由儒家獨享。但，儒家既然將大權奉送給統治者，當然也將自己置於統治者腳下。這當中出現一種頗耐尋味的現象；那就是法家曾經多次在歷史上主導國政，縱橫家亦然；道家在漢初也曾主導著文景時期。只有儒家自孔子創建之後，卻一直始終不曾有過居於主政的地位。
是否儒者為了爭帝王之寵，以獲得權力，以致必須與帝王合作驅逐百家；正如浮士德為了換取青春，不得不以靈魂與魔鬼交易？這點，我無法解迷；只提供讀者們思考。
總之，儒術雖然獲得獨尊的地位，其實是儒士向權力屈膝，儒士的獨立人格亦自我出賣。這種局面延襲成文化中愈來愈重要的一部分，到北朝時《資治通鑑˙卷第一五○》：「辛雄自軍中上疏曰：『凡人所以臨陳（陣）忘身，觸白刃而不憚者，一求榮名，二貪重賞，三畏刑罰，四避禍難。非此數者，雖聖王不能使其臣，慈父不能厲其子矣。明主深知其情，故賞必行，罰必信，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，聞鐘鼓之聲，見旌旗之列，莫不奮激，競赴敵場，豈懨久生而樂速死哉？利害懸於前，欲罷不能耳。』」
這段話出於北魏末期，原是辛雄勸諫北魏帝元詡不要親征變民；辛雄認為原因在賞罰不明，所以連年征討，但敗多勝少。立功者功績多年不能定案，功勞無法受賞，而逃亡者卻在家裡安坐，不必受罰。情況既然如此，難怪勝少敗多，紀律不彰。
這種「利害懸於前，欲罷不能耳」的思考，我們當然不能說錯；事實有它的正確性。但，「一求榮名，二貪重賞，三畏刑罰，四避禍難」、「利害懸於前，欲罷不能耳」，則完全從現實功利作出發。屬於非現實功利的理想、正義、是非、善惡˙˙˙，卻一點也都未納入思考中。難道政治之中，只存在這些現實功利，為了「榮名，重賞，畏刑罰，避禍難」就可以「懨久生而樂速死」，而不存在理想、正義、是非、善惡˙˙˙？
果真如此，那麼為了利害，人世間還有什麼事是不能做的？
換句話說，人世間的價值，除了功名、富貴之外，還剩下些什麼？足證這時孔仁孟義已經沒留下多少了。事實，歷史也確實如此反映：在極私統治哲學之下，人世間確實沒什麼事是不能做的。這種「人世間確實沒什麼事是不能做的」的歷史後果，我們將之總結成〈自序〉中的五點疑問；而在下一文，讀者也可以更具體檢視其歷史後果之一。
檢視歷史後果，當然是認識極私統治哲學本質的方法之一環。總之，歷史後果是極其尖銳的。
※ ※ ※ ※
最值得注意的倒在，秦漢之後無一能逸出此極私之範疇；包括最被歷史所頌讚的李世民在內。《資治通鑑˙卷第一九七》載李世民一段故事，說他的三個兒子（李承乾、李泰、李祐）與弟弟（李元昌）為了謀取大位，以致逼得他不能不骨肉相殘：「承乾既廢，上（李世民）御兩儀殿，群臣俱出，獨留長孫無忌、房玄齡、李世勣、褚遂良，（李世民）謂曰：『我三子一弟，所爲如是，我心誠無聊賴！』因自投於床，無忌等爭前扶抱；上又抽佩刀欲自刺，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。」
什麼事讓英明的唐太宗想不開，以至於「抽佩刀欲自刺」？原因在於唐太宗之子李泰計畫陰謀奪取太子之位，太子李承乾認為李泰奪位有望，所以為了維護他太子的地位，擬定發動政變，打算攻擊皇宮，奪取帝位；李世民之庶弟李元昌則鼓動之。但這次計謀失敗。至於李祐，則聯合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等人叛逆。
歷史盛名、英明如唐太宗者，一生中面對三次這樣的大煎熬。第一次他與他的兄弟爭帝位，以致不得不玄武門殺弟弒兄逼父；以上就是第二、三次，必須依法處置自己的「三子一弟」。
其實，我們不宜將這種事，看做是李世民個人的問題，這是漢政治文化的問題；在這樣的極私統治觀之下，任誰都可能、甚至是必然要面對。當年滅隋建國，若非李世民，或許根本無法成功；但當建國成功後，縱使李世民拒絕皇位的誘惑，他恐怕也要因「功高震兄」，以至於要被殺。於是，他只有被殺與殺兄弟自保並取大位這樣的兩個選擇。等他的兒子們長大之後，同樣無法迴避這樣的問題；何況帝王大位實在誘人！
再看歷史評價同樣高的康熙，他在帝位傳承上所遇到的困境，以致不得不兩次廢太子，受到李世民同樣的煎熬，並留下雍正奪位這樣的千古謎團。
唐太宗、康熙都無法克服這樣的問題，正如劉邦之不得不清洗勳臣，諸呂、諸劉，與諸劉之反覆相互清洗，那些等而下之的帝王與風塵俗吏就可以不談。對他們而言，只要帝位、權力能到手，人世間確實沒什麼事是不能做的，也不至於有任何煎熬。這就是極私統治哲學之所以為極私的緣故：「利害懸於前，欲罷不能」就是極私的價值觀與處事態度，也是歷史中國進入秦漢大一統後的「勢」。
在極私統治哲學之下，連父子兄弟骨肉相殘都習以為常，自然沒什麼事是不能做的。還有說「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一五一》），也是將君臣關係定位為一種交易式的關係。但這還遠不能盡極私統治哲學的內涵。
孟子所謂「不忍人之心」等等的，在極私統治哲學中完全被抹剎。所以檀道濟（註五）、岳飛、于謙等等這樣立有絕大功績的重臣，都可以無緣無故、顛倒是非殺了了事。
這是何等重大的事！那些帝王們到底還需不需要忠臣、能臣來替他們效命？何致「敵國破，謀臣亡」，何況「敵國未破，謀臣先亡」？事實，無論是劉宋文帝、趙宋高宗或明英宗，殺這三人等的動機，就在於意圖不讓他們的帝位受到動搖。因為劉宋文帝擔心檀道濟功高震主，而趙宋高宗擔心岳飛救回徽、欽二宗，明英宗則在為奪門之變找理由。可以說，他們（劉宋文帝、趙宋高宗、明英宗）固然除去了當時的心頭患，但也同時為王朝的價值觀投下一顆超級震撼彈：任何人不免要思考，為國效忠，到底是對的，還是錯的？
我們可以確信，這種價值觀的動搖，對王朝前途的影響更加重大。殺了檀、岳、于與他們的家屬（或貶岀），必然足以讓更多的忠臣、能臣氣餒；這些人裹足不前，更廣大的官僚、軍隊、人民，也都將求自保。只要能自保身家性命，哪管什麼忠奸之辨！所以我們可以發現，王朝更迭之際，投敵的所謂「二臣」，比過江之鯽還多；各朝代都不例外。中國自秦漢以後，這樣的思考就日深一日，逐日深化；可謂為「走極私而入魔」（套用成語「走火入魔」）。直到傳統儒家在權力中心破產、宋時半復興（註六），但始終沒脫離這個思考與行為模式。
※ ※ ※ ※
簡單來說，傳統中國歷史幾乎就是當權者愛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歷史；骨肉相殘祇不過是其中戲碼之一而已，而最嚴重的則莫過於對價值觀的戕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為何不使用已經為眾人所熟悉的「極權統治」，或其他常用的語詞，還要另創「極私」這樣的新詞？這有著以下幾個理由，而我們也藉此總結極私統治哲學的本質：
一、事實，極權統治無法適切形容秦漢以後中國的政治現象；極權與極私，兩者並不相等。
我們都知道「權力導致腐敗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」﹔無論極權亦或極私，同樣都會導致腐敗。但極權卻不一定要私天下，如羅馬共和國成為帝國之後，也未必傳位子孫；今日之中國或過去蘇聯也一樣。但秦漢以後的中國，極私天下是唯一的選擇；原因有多種，其中之一在於這關係到宗法「血食千秋」的問題。
皇帝在世時固然以天下養，那皇帝死後呢？當然傳位給自己的子孫；但若無子孫呢？當然要替他立後，立後就是建立收養關係。皇帝雖然死了，但還是要有後代為他祭祀。這種以收養建立承續關係的目的，就是要讓死去的皇帝能享有「血食千秋」的宗廟祭祀。從這角度看，怎可能不家天下、子孫代代相傳？這種欲意一人一姓獨享天下的狀況，比起一般極權體制有其本質上的不同。
其次，許多中國帝王並不以一人、一姓家天下為滿足，從他們的行為表現上來看，他們還真盼望能長生不老，能永生永世、不老不死、永保富貴，所以才有那麼多耗盡天下財富、以求長生不老的統治者。
漢武帝說：「嗟乎，吾誠得如黃帝（白日升天），吾視去妻子，如脫屣耳。」（《史記˙卷第十二》）從這話看，我們不能批評他愚蠢或迷信，因為那是兩千多年前的事；迷信鬼神毋寧屬常態。但我們可以判斷他確實私到極點；能長生不老，卻將妻、子視如拖鞋，他根本沒想到要與妻、子分享長生不老之術。視妻、子這樣的人倫骨肉關係如此，還能期待他對人民如何？
這不單是武帝一人的行為如此，其實後世帝王大都如此；求長生不死之術，與死於吞食丹藥的帝王，多得令人感到意外。以後各卷我們有機會談到。這種極端的自愛、自珍、自憐，所以才有那麼多的廢太子或帝王與太子相殘的事；在極端的慾望之前，倫理與宗法、法律根本不算一回事。武帝就因輕信的緣故，逼得太子劉據自殺。這時劉徹、劉據已有三十七年父子之情；三十七年時間竟然無法培養出足夠的父子之間的互信，可見親情之淺薄。其關鍵，當然在權力過於淩駕一切；包括價值。
至如後世一大堆求仙、求神、佞佛、吞金丹的皇帝也不比武帝好到哪去。子殺父、父殺子、兄弟相殘全不當一回事，唯一重視的是權位、財富與慾望；倫理親情自然不受重視。極權兩字，事實無法形容這種極端突出的現象；我們大概無法想像史達林、赫魯雪夫或希特勒等大獨裁者，會為著權力搞骨肉相殘。所以，極權與極私兩者間，仍存在若干距離。
二、又，極私兩字用於中國歷史上所有帝王身上，正好代表一種極其混亂的私慾光譜﹔不僅此帝王異於彼帝王，甚至同一人今日也要異於昨日。而歷史中國的統治哲學卻正建築在這混亂的私慾光譜上。
另外，世界其他文化體系中，可有這樣長達兩千多年一成不變的極權政權？由於歷史中國極權的歷史非常之久，極權的思想深入文化體系之中，成為難以撼動的思想與行為指標。這導致傳統下的中國人，不得不以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」，這樣極端強烈的話來形容「人應為己」的正當性。所以，為了精確描述其心理動機，只好捨極權改為極私；傳統中國的統治，純從帝王個人極端私出發。
仍以漢武帝為例，他喜歡擴張，喜歡宮室之美，喜歡陵墓高崇華美，喜歡大額賞賜，喜歡求神訪仙，喜歡封禪，即使耗盡國力亦在所不惜。當國家財政困難時，他可以收鹽鐵公賣以增加財政收入，可以制「告緡法」（註七），等於合法公開沒收商人財產，可以隨意遷徙人民實邊，可以賣官，可以以錢贖罪，可以貢品需襯以皮幣；最重要的，可以無視於人民一切困苦。
但所有這一切，沒有任何人或任何機制，能對他的行為進行任何糾正；他可以為所欲為。或者如隋煬帝，他愛遊樂便遊樂，他要征高麗便征高麗，要蓋宮室便蓋宮室，他想殺誰的頭，誰的頭便不保。或者如明朝的皇帝，多的是十數年、數十年不臨朝聽政者。大致上，中國歷朝歷代統治者，沒一個不幹這些極端屬於私慾的事，包括天可汗李世民；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。
君尊臣卑這樣的理論體系，加上上述這樣的歷史事實，給我們一個看法：那就是統治者在他可能耳聞目見或想像所及的範圍內，無論從理論上或事實上，幾乎都可以遂行他所有的慾望。極私一詞才足以深刻形容。
按照我們對秦漢以後社會情況的分析，那時連骨肉都不能相信，甚至骨肉相殘、君臣互相猜忌，誣反事件模式與君國認同危機已經普遍大作。這時期與這時期以後，只能以極私天下稱之才符合實情。是以，我的看法，中國歷史的劃分，至少應該分成三個階段，即：「公天下時期」、「家天下時期」與「極私天下時期」才符合歷史實情。
早在「禹．湯．文．武．成王．周公」之時，「公天下」思想已經弱化，「家天下」思想逐漸擡頭；經夏、商、周約兩千多年時間到秦時，就轉化到「極私天下時期」。「家天下時期」隨封國制度衰頹弱化，「極私天下」隨郡縣普遍而強化。君尊臣卑終於卓然確立。也就是說，從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，轉化為「大道既隱，天下為家」，再逐漸轉化為黃宗羲所形容的「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」｜｜我謂之為「極私天下」。在「極私天下」之下，不只人民已經失去「家天下時期」的「詢國危、詢國遷、詢立君」的權力，君尊臣卑亦完全確立；帝王甚至只專注於自身意志與人身感官享樂，如此而已。
所以，我們在前面的那個「五德始終」圖：
歷史中國走到極私天下之後，乃陷入「五德始終」的循環中的。這是政治哲學的退化，雖然統治技術有所進步。政治的核心問題，終於侷限在擁有最高權力者一身的人身喜樂哀怒，而與廣大基層民眾脫節；因此，王朝權力基礎愈來愈狹窄。
他唯一的考量僅有他自身的意願。所以，極私的特性在於既缺乏公德，也無私德。家天下時期並不如此，極權政權也未必如此。
其實，家天下所代表的，是將天下當成自己家裡的產業；而必須分封給兄弟、親信、功勳等。但秦漢之後，分封已少，就算分封也僅限於該地的稅入，而不及於任官權、軍權，甚至也毫無封地的行政權。同時，我們看歷史上許許多多的統治者，在揮霍國力時，卻簡直不將國力視為自家的產業。人的常性，花自家產業，總會是幾分不捨，只有揮霍他人錢財而不必償還時不會捨不得。比如盜匪打家劫舍，強搶了一些珍貴或不甚珍貴的東西，臨走往往丟下一把火，未曾擄獲的全數付之一炬，一點都不珍惜，也不願留下給受害者。極私統治哲學在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事實面，基本上就是如此。
這點，我們從歷史上還能找到非常多這樣的事證；那就是王朝滅亡之際，透過橫征暴斂、賣官鬻爵等等，通常內帑（皇帝的私房錢）都相當豐富、甚至滿載或多到無處可放，但國庫則空虛；國庫無錢可以募軍、供餉、賑災，但皇帝滿庫的私房錢則不能動用。官僚階層也總是如此；歷史上各個王朝末年時，權貴通常都因高度貪瀆以致身價不貲，但在國家危難時，他們不可能捐產救國，在救國之同時也救自己；卻總留給敵軍擄掠。私慾望強烈到這種地步｜｜寧可爛在自己鍋裡，也不願飽在別人肚裡｜｜非極私莫能形容之。
我以「官富國貧」或「私富公貧」來形容這種現象。那好比一粒畸形的橄欖，兩頭尖尖，而中央卻非常肥厚；橄欖的中央部位就是統治階層，兩頭則是國家與小民，全部囊空如洗。統治階層的眼光總盯住三寸遠之處，看不到三寸以外。這也是極私有異於極權的地方。極權體制未必要將人性中那種貪婪發揮到這等地步；在家天下時期，恐怕也要顧慮子孫的生存與發展條件。只有極私統治會如此既不瞻前也不顧後；這我們在歷朝歷代中，都可以密集看到。
三、但以上這等等還是其次；最重要的在於極權、專制獨裁、家天下等語不足以形容秦漢以後權力的流動性，這才是極私統治哲學最詭異的地方。也就是說皇帝雖然還在位，但實際上權力可能一直在權臣、宦官、外戚等手上流動的事實。朝代名稱沒變，也是同一家、同一姓坐在寶座之上，但皇帝可能早已是傀儡，並且權力可能一直在不同人或集團手上流動。比如秦二世時指鹿可以為馬的趙高、漢宣帝時讓他芒刺在背的霍光，以至於王莽、曹操、司馬懿˙˙˙；因為覬覦者太多了，而覬覦者又常成功，導致這種皇位不變但權力流動的現象十分頻繁，若以極權、家天下稱之，其實不足以形容那種權力爭奪與權力流動的特性。
漢、唐、明宦官十分跋扈、權傾朝廷內外，甚至中晚唐時連皇帝廢立都常由宦官主導。權力在宦官、權臣手中，家天下一語不足以形容這種現象，極權、專制獨裁也不足以形容之。或就像慈禧奪了同治與光緒的權，這還算家天下嗎？我們很難說這種現象還是家天下；慈禧並非姓愛新覺羅，而她之奪愛新覺羅的大權也非為葉赫那拉氏。她之挪用海軍經費建頤和園，既不為皇族也不為后族；她只是為顯示一己的權力，與滿足自己一己的享樂罷了。
當然，我們並不認為所有統治者都會無限放縱自己的慾望，但從歷史紀錄上來看，每個統治者都是不同程度的慾望縱放者。並伴隨不斷地慾望放縱，最終導致權力竟然流落制外戚、宦官、權臣手中，而與集權之初始宗旨完全相反，好像極私統治哲學是為外戚、宦官、權臣掌控大權而設。
這種現象也為次級統治者（貴族、官僚）立下一定程度的示範；次級統治者在侍奉權力之同時，假借權力圖利自己，亦一如最高統治者之無節制。次級統治者只要能將最高統治者侍奉好，他就一如最高統治者。至於人民成為被剝削者，人民為了自保，遂不得不盡力考慮並設法保護自己的權力甚至生命安全，將顧全自己當成首要工作。在迫不得已時，只好揭竿而起；這時，國家或帝王之於他們，也如「脫屣」一般，沒什麼兩樣。玉石俱焚是歷史中國密集可見的歷史現象；為什麼總是出現玉石俱焚，只因為在極私之下，小民已經毫無生存空間而已。
四、一般認為私心是人類行為的基本動力，也是當前資本主義社會，能不斷發展進步的能量來源；因為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生存、發展的慾望，不得不進行某些努力。所以私並不該加以排斥，而應該加以認同。
當然，我們這書也不在譴責或排斥任何思想、行為，更不排斥私、私心；我們只是在分析漢政治文化的本質。但，我們必須理解極私統治哲學之私與資本主義之下的私，是截然兩樣的，這我們必須弄清楚。
資本主義之誕生，在於歷史歐洲各小自由城邦，威尼斯是其中之一。這樣的自由城邦，唯其是自由城邦才誕生了資本主義，資本主義不可能出現在極權之下。資本主義的要徵之一在自由競爭，這豈能存活於極權下？極權之下必然存在統制經濟，而非自由競爭。自由城邦之所以能自由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法治，有法治規範的自由才是自由；換言之，資本主義之誕生，必在有法治、有自由的地方。
而極權如我們所知，是人治而非法治，甚至，人治的那個「人」，總在破壞法治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清晰知道，資本主義下的私，是在法治之下的自由競爭；而我所說的極私統治哲學是無適切制衡力量之下的私。這將產生陰謀鬥爭，而非自由競爭。資本主義之私未必有私德，但不能無公德（法律是最後的公德）。極私統治之下，卻既不必有私德，也不必有公德，在極私的價值中以權力、陰謀為一切準則。
我不懷疑私心確實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來源之一，正如公德心也可能損及部分他人的利益一樣。但，問題也出在於人們付出努力後，其所獲得的成果必須可以確保為自己所有。也就是說，私有財產必須受到尊重，不能隨意掠奪。如此，則人們願意持續努力，帶動社會進步。若個人努力所得可以被任意掠奪，那努力的動機早晚要消失。這更是極私統治哲學與資本主義主要的差異，私人財產受到法律的保障。並且法律亦保障之。
所以，極私統治觀下的私，與資本主義之下的私，至少有三點差異：有無法治、有無自由與財產有無受法律規範。
五、私誠然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，縱然各級統治者為著自身的利益，過度騷擾民間，人民亦自然能透過自己的努力找到生路；比如說推翻暴政，導致玉石俱焚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設若整體社會能獲得懲前毖後的教訓，那麼整體社會也跟隨著逐步進步。但歷史中國則不然，我們所見到的歷史是一再反覆循環；缺乏擺脫這種循環的任何力量。繼起的新的統治者，再度陷入同樣的極私之中，為下一次王朝自毀做準備；是以，兩千年極私天下的結果，是同樣的社會結構持續維持了兩千年。
當中雖然也有改變，但顯然只是枝節上的變動；這些僅有的變化，我們將在後面各卷中陸續談到。但，基本上相同的歷史循環邏輯，反覆出現在各朝各代中，幾乎完全沒改變。可從西方的階梯式與中國的圓周式圖中看出。這也是歷史中國極私的特點：透過嚴苛思想管制，嚴防極私統治哲學被改變。
六、論者常說，比如漢武帝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，不也為中國開拓出大片的疆域？這應該肯定為他的歷史功績。其實，我並無否定漢武帝開疆闢土的歷史功績的意圖；但我們還是不得忽視他的歷史功績到底付出了哪些代價，對整體社會而言，是成長或衰退？漢武帝開疆闢地，固然增加了中國的領土面積；但在當時，他犧牲了可能不只數百萬的生命，浪費了文景兩代三十八年的積蓄，也讓他統治之下的五十四年，搞得民窮財盡、民怨四起、暴動頻傳，竟然差點以亡國收場。
所以，司馬光評他為「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」。事實，歷代帝王基本上都是大小不等的秦始皇；所以毛澤東說「百代都行秦政法」。既然「百代都行秦政法」，那麼人們就該檢討，行秦政是否得秦果；而得秦果是否正是人們之所欲？
而亡國這樣的秦果，絕不會是人們的期待吧？但亡國卻總是極私統治的必然下場。因為當人民給逼得前進無路後退無門時，「與子偕亡」成為唯一選擇。陳勝、吳廣甚至劉邦、黃巾、黃巢、李自成、洪秀全˙˙˙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揭竿而起的。
或比如隋煬帝開鑿了運河，動用大批民工日以繼夜地挖，使得民工腰部以下生蛆，死亡不計其數。縱然運河對中國後世文化、商業流通有重大的貢獻，但沒人會以為他開運河是為著國計民生，可以稱得上是歷史貢獻。
於是，武帝這樣開疆闢地，與幾乎亡國的結果，或煬帝這樣開鑿運河與步上亡國，這彷彿是一個整體包裝成套的「思想││行為││結果」﹔並且，思想與結果卻正好相違反。比如，秦始皇一統天下，車同軌、書同文˙˙˙，漢武帝開疆闢地，隋煬帝開運河等，都屬正面成就；問題是這些正面成就所必然帶來的負面代價，往往高於正面成就。秦、隋都快速地亡了，武帝則差一點亡了；事實則是所有的王朝都亡了，並且伴隨鉅量人口消滅與文化、經濟的大破壞。所有正面成就與負面代價，是配套的、不可分割的，並且是昂貴的，是目的與結果完全背離的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他們對了。以其行為結果驗證其思想，都只證明其思想有邏輯上的矛盾。
※ ※ ※ ※
以上，我們將極私統治哲學的本質作了較清晰的解說，並與一般所謂的出自於人性的私、資本主義之私作些區隔；我們所論的極私，其實是政治文化上，或文化上的問題。梁啟超在其《子墨子學說》一書說：「今舉中國皆楊（楊朱）也，有儒其言而楊其行者，有楊其言而楊其行者，甚而有墨其言而楊其行者，亦有不知儒、不知楊、不知墨，而楊其行於無意識之間者。嗚呼！楊學遂亡中國！楊學遂亡中國！」正可以為以上論述作個註腳。
何謂楊朱？楊朱之學是提倡極端個人主義的學說，楊朱所主張的，是人人都該以極端的個人主義作為行為準則，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。但我們所說的極私統治哲學，卻只限皇帝一人能行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。雖只限皇帝一人能行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，最終卻導致人人都行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；尤其擁有政治權勢者。
其實，這種只論權力不論法律、道德、倫理的極私觀，為禍最重的應該在於對價值觀的破壞。我們可以說，無論在人治社會或法治社會，法律（公德）永遠不可能對所有人的行為作巨細靡遺的規定。在法律（公德）規範所不及處，價值觀、道德觀、倫理觀（私德）可以隨時補位彌縫。但在唯權力觀之下，補位彌縫的乃是權力，而非道德、文化或一般所謂的人性。於是，一旦當權力動搖時，就不免於在社會各個角落引發衝突，而使得秩序動盪。
這種極私統治哲學政治文化的特質，表現在統治者對待臣下，與對待最底層小民的最極端政治行為，就是誣反事件模式；先是掠奪，然後誣反、再屠殺鎮壓，最後長期恐怖統治。具體來說，就是我們前文所論的四種類型的誣反事件模式與效忠認同危機，所共同構成的王朝自毀機制。
由於極私統治哲學必然產生猜忌，猜忌導致不安，不安便在不疑處起疑；於是，「先君後國」者有機可趁，他們侍奉權力不遺餘力，導致帝王觀念與行為上的更大偏差。於是，各類型誣反事件層出不窮，效忠認同危機則攪亂臣下的價值觀，使得君、國分裂。逐漸地國家基礎受到全面性摧毀，終於導致王朝滅亡。論真，秦漢以後歷史中國的各王朝，無一是因受到強大外敵侵略以致滅亡，歷史中國所有王朝全是自毀而後人毀之的。
「孟子曰：『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太甲曰：【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】此之謂也。』」（《孟子˙離婁》）正好說明秦漢之後的歷史中國之王朝自毀機制。
如果我們逐朝逐代檢驗，我們將發現各朝代初期各種管制都相對寬鬆，然後繼之苛稅出現，勞役頻增。帝王的慾望愈來愈奢，財富逐漸集中於各階層統治者，而部分人民開始流離失散，社會秩序逐漸惡化。社會秩序惡化，刺激統治階層開始頻繁使用暴力，而暴力固然可以一時間達到目的，但暴力卻引起更緊張的財政問題。軍隊本來就是昂貴的；何況軍隊這樣的權力集團，擁有一般官僚所無的暴力，在動用暴力之同時，所衍生出來的問題，當然比一般官僚更嚴重。所以動用軍隊之同時，無論對內或對外，已經是對王朝本身的強烈自戕了。
逐漸，社會貧富差距愈來愈大，流民愈來愈多，社會秩序愈亂，官僚、軍隊斂財的機會也愈多；這種循環讓社會出現許多難以彌縫的缺口。而官僚階層在這階段的權力鬥爭開始加劇，勝出者總會是能迎逢最高統治者的一方，於是價值觀受到扭曲。到這時，王朝基本上已經在倒數計時。
王朝自毀的啟動點通常就是因貪婪引起的稅負、勞役增加。而王朝覆沒，總在價值觀受摧毀的最後一擊；大致就是忠臣、能臣受到清洗之後，因為忠奸已經模糊；也就是我們前述的「君國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（「效忠認同危機事件模式」）已經出現。
於是，衍化出整個國家的所有成員，自然而然地以自身利益、自保作為最重要的考量；全國上下都從自身利益、自保身家安全為出發點。各自的小私，已經成為這個文化中的思想與行為的唯一重點，形成了極私統治哲學的全民觀：每個人都從自身的極私出發，不只是統治階級如此，連基層軍士也莫不如此。這也非家天下或極權統治所能形容；只適合黃宗羲所說的「大私」、孟子所謂的「上下交征利」，我便稱之為「極私」。
我們每年清明都得到墳地掃先人之墓，從這經驗中我聯想到一個最適切形容極私統治哲學的譬喻。按照習俗（文化），安葬過世的家人時，總要依照死者與生者的生辰八字尋求最佳穴位，不只是穴位要好，穴位還得有它的特殊方位；然後再依照家庭經濟情況營建大小不等的墓塚，並於最佳時辰安葬。一般認為，祖先的塚位、方位甚至營建的良窳，都將關係到子孫家庭的前途禍福；因此基本上家家重視，人人不敢輕心。倘若有人膽敢不依此辦理的話，則流俗往往以不堪入耳的言詞批判；可見現代仍受古傳陰陽五行思想之深刻影響。陰陽家思想之深入文化中，於此可見。
由於人人相信祖先廬墓關係著子孫未來禍福，所以家家選擇最佳塚位、方位，並營建高低不等、大小不一的墳墓成為理所當然，所有人也安之若素。
但，這種家家都依照自家最好、最吉利的塚位、方位、高低不等、大小不一所集合而成的墳地，其實最終只能以「亂葬崗」形容之。加上草木滋長其中，在清明掃墓一段時間之後，整個墳地幾乎不辨東南西北；若有人想進入其間祭拜或整理祖塋，那簡直如入陷阱叢叢的密林之中。因為草木森森，且到處高低不平，甚至完全不存在可行走的「路」；只能一腳高、一腳低地越過重重墳墓慢慢摸索。至於是否有蟲蛇出末其間，也只能自求多福。
因此，家家最好、最吉利、最能蔭庇子孫的墳的總合，卻成為最髒亂、荒蕪、危險，甚至令人害怕的亂葬崗、鬼蜮。從追求最好、最佳，卻導致最髒亂、危險，甚至避之為恐不及；何以致此？
這正如我們前述「整個國家的所有成員，自然而然地以自身利益、自保作為最重要的考量；全國上下都從自身利益、自保身家安全為出發點。各自的小私，已經成為這個文化中的思想與行為的唯一重點，形成了極私統治哲學的全民觀」。或孟子所說「上下交征利」出發，但結果卻是王朝自毀、「而國危矣」！
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之最好、最佳、最吉利、最有利˙˙˙，這有什麼不好？但結果，正與期待完全相反。自其小者觀之，墳地一片凌亂，甚至宛若危境；而為了通過，幾乎每個墳都任人踩踏，這談得上什麼敬祖嗎？自其大者觀之，全國上下每人都只在意自己之小私，則社會缺乏互信、不時動盪，王朝反覆自毀。
這種從個人一己小私出發的思考模式，其結果將如《墨子˙尚賢》所說的：「使治官府則盜竊，守城則倍畔（背叛），君有難則不死，出亡則不從，使斷獄則不中，分財則不均，與謀事不得，舉事不成，入守不固，出誅不彊。故雖昔者三代暴王：桀、紂、幽、厲，之所以失措其國家，傾覆其社稷者，已此故也。何則？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。」故，墨子也早為其後兩千餘年極私統治哲學做了預測；這，難道不是各個王朝的真實寫照？
這裡，我們可以從《資治通鑑˙卷第四十一》所載看出一些端倪：「弇（耿弇，弇ㄧㄢˇ﹔劉秀之大將）爲將，凡所平郡四十六，屠城三百，未嘗挫折焉。」《資治通鑑˙卷第四十》也載：「吳漢（劉秀之大司馬）徇南陽諸縣，所過多侵暴。破虜將軍鄧奉（也是劉秀之大將）謁歸新野，怒漢掠其鄉里，遂反，擊破漢軍，屯據淯陽，與諸賊合從」。
耿弇「所平郡四十六，屠城三百」；吳漢所部軍隊殘暴，殘害鄧奉的家鄉，讓鄧奉大怒，以致轉而與其他變民合作。這猶是劉秀所部的軍隊，至於當時各路起事軍隊的所作所為，更甚於劉秀所部。所謂「寧逢赤眉，不逢太師！太師尚可，更始（王莽的更始將軍廉丹，非更始帝）殺我」（《資治通鑑˙卷第三十八》），可見濫劫濫殺不限於起事農民（如「赤眉」），官軍比起「赤眉」更嚴重了。並且基本上是各朝各代都會發生的事，不限於東漢復國之戰。我們將在《卷二》至《卷七》，對各朝代逐一做檢驗，當可以發現我以上所說不假。
當然，在這樣的亂世中還是有行為較端謹者。《資治通鑑˙卷四十四》載：「是歲，鬲侯朱祜（劉秀大將）薨。祜爲人質直，尚儒學；爲將多受降，以克定城邑爲本，不存首級之功。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。軍人樂放縱，多以此怨之。」像朱祜這樣較端謹的人，卻因「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」而遭怨；由此又可以看到基層軍士的思想、行為。
以上是社會不平靜的狀況下；至於在社會還未出現大亂前，則往往賣官鬻爵，買官位者則貪瀆好貨、無所不為。「（漢靈帝）初開西邸賣官，入錢各有差；二千石二千萬；四百石四百萬」，「又私令左右賣公卿，公千萬，卿五百萬」（《資治通鑑˙第五十七》）。可見，這時公（三公）卿（部長級）已經不值錢﹔要地方大吏與領軍將領（二千石）最值錢。「富者則先入錢，貧者到官然後倍輸」，顯然還能「刷卡」付款，但要多付一倍價。帝王賣官鬻爵早就屢見不鮮，漢靈帝只是其中之尤者，他公開標售，還能「刷卡」；看來帝王並不只將天下當家產，他們在家產之外還要弄個小金庫才能心滿意足。
至於官僚、貴族階層；我們僅舉建立「燕然勒石」歷史美名的竇憲為例。《資治通鑑˙卷第四十七》說竇家「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，篡取罪人，妻略婦女。商賈閉塞，如避寇仇。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，有司莫敢舉奏」。竇家敢於擅調邊防軍，而連家奴也敢於洛陽（東漢首都）為非作歹，以至商旅閉塞，而不僅僅只是收賄、貪瀆，事實等同於攔路殺人劫財了；可見竇家的蠻橫已經難以形容。其實，這種貴族、官宦家庭養賊納寇，不能謂之為少，史不絕書。
但，再沒有人如南朝時魚弘這樣坦率：「魚 弘 ˙˙˙ 常 語 人 曰 ：『 我 為 郡 ， 所 謂 四 盡 ： 水 中 魚 鱉 盡 ， 山 中 獐 鹿 盡 ， 田 中 米 穀 盡 ， 村 里 民 庶 盡 。 丈 夫 生 世 ， 如 輕 塵 棲 弱 草 ， 白 駒之 過 隙 。 人 生 歡 樂 富 貴 幾 何 時 ！ 』 於 是 姿 意 酣 賞 ， 侍 妾百 餘 人 ， 不 勝 金 翠 ， 服 玩 車 馬 ， 皆 窮 一 時 之 絕 。」（《梁書˙卷第二十八》）如此這般的官僚恐怕也屬於極端的例子，但絕非孤例。像清朝的和珅、明朝的胡惟庸、魏忠賢˙˙˙，都是顯例。
《舊唐書˙卷第十一》：「甲戌，魚朝恩（當時掌握大權的宦官）宴子儀（郭子儀）、宰相、節度、度支使、京兆尹於私第。乙亥，子儀亦置宴於其第。戊寅，田神功宴於其第。時以子儀元臣，寇難漸平，蹈舞王化，乃置酒連宴。酒酣，皆起舞。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。子儀、朝恩、神功一宴費至十萬貫（一貫千錢）。」
這是說在安史之亂後的慘況中，他們一餐飯吃掉天寶盛世時百分之五的的歲入現金稅錢。因為照《通典˙卷第六》記載：「天寶中天下計帳，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，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。」天寶盛世時期，朝廷每年現金歲入不過「二百餘萬貫」，而他們在大亂之後，人口已經鉅量滅絕到僅剩原來的三分一弱，「百人」還一餐吃掉「十萬貫」（註八）。這是何等嚇人！
當然，當時稅入包括許多以物質型態徵收；比如稻穀、絲、絹，甚至木、竹等。但也可見其奢華的程度，何況還是「置酒連宴」至少三次，共花了三十萬貫。官僚「置酒連宴」花費如此龐鉅，自然不會是他們的俸祿所能承擔；也當然是苛摳自小民。
這裡，我們不妨畫個簡表，看來可以清晰些。
意思是說，只要十幾、二十宴，這些官僚就花掉天寶盛世時期一年的現金稅入。而這幾個人哪來那麼多的錢可供花費？可見，「大私」或我所說的「極私」，是如何撲天蓋地，遍及於社會所有階層；小民除外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若說人民心中還存忠厚之想，恐怕都過分不切實際了。
以上所舉只是史書中滄海之一粟，還無法看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比與矛盾。倘若我們逐朝逐代逐一檢視（《卷二》至《卷七》，就是做這種逐代檢視），那我們將輕易發現，原來各朝代名稱雖然不同，帝王姓氏雖然各異，官僚當然也全部更換一新；但，這些事件卻逐代流傳、始終存在（模式現象），並且都相當嚴重。政治腐敗成為歷史中國的常態現象。
一直到二戰結束之後的中國大陸，都出現「中央來了更遭殃」，與台灣的二二八事件。這是否說，歷史中國自秦漢以下，雖然劃分成許許多多朝代，但其實整體統治精神、內涵、作為基本上一致？我認為確實如此。
這種極私的思想與行為，正對立於孔子所說的「大道之行也．天下為公」；到春秋戰國時期，「天下為公」雖已消蛻，但終究一時之間難以盡棄，還多少殘留。所以仍有「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」的現象，也還存在孟子「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等思想。當「詢國危，詢國遷，詢立君」還存在時，可能出現上述官方對小民的濫劫濫殺情形嗎？想當然：不可能。若有，那還有什麼好「詢」的？這種濫殺濫劫的歷史事件，只可能出現在極私統治哲學確立之後的歷史中國。
並且，就算孔孟思想不為當時國君所接受，至少他們仍不至於受鎮壓，還被受各國國君所禮遇；齊之稷下學宮應該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總之，春秋戰國時期還殘存一些公天下思想的殘餘。但這些殘餘思想到秦漢以後就幾乎完全絕跡，代之而起的則是「今皇帝並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尊」、「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，以古非今者族」，「嗟乎！吾誠得如黃帝，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」，與「凡人所以臨陳忘身，觸白刃而不憚者，一求榮名，二貪重賞，三畏刑罰，四避禍難」這樣的思想。
所有階層，都完全從現實功利的思想立場出發；王朝充滿這種純從現實功利思想出發，道德、倫理、正義、是非、善惡等觀念蕩然而不自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這漫長的過程，是「公天下時期」轉化到「大道既隱」的「家天下時期」，再轉化到集天下之一切大權於一人之手的「極私天下時期」。公天下、家天下的統治哲學，至秦漢之際已經完全消失，再經長期極私統治後，中國不只是政治文化存在這樣的負面現象，事實這樣的負面現象已經深刻滲入到人民的常態思考與行為中，內化成文化的一部份。
何謂內化？內化是一種漫長的互動學習過程；因為最高統治者暢其私慾之極，一見或一聽有不順己意的，便大加嚴懲；一見或一聽順己之意的，就廣加賞賜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試問有多少人願意逆君之意，不殷殷奉承而向權力傾斜的？
這是唐太宗與魏徵得能享盛名於歷史的原因，因為像李世民這樣的帝王太少了，而這樣的君臣遇合更是少之又少。才使得他們在歷史上突出。倘若歷史中國充滿聖君賢相，唐太宗與魏徵還會為人所注意嗎？
平頭百姓面對苛征暴斂、繁重無比的賦稅、勞役，上不足以奉父母，下不足以養妻子，豐年猶不足以溫飽，一有天災人禍則輾轉死溝壑。百姓能不為自己及家人想想？杜牧不是說「秦愛紛奢，人亦念其家」？於是，久而久之，全國上下一概從自身利益思考作為出發點，而捨公益於無視；百姓的私是給逼出來的，動力源之於政治高層的極私。
這還不是最嚴重的。政治力量大到無與倫比，於是政治文化壓抑了所有的文化面相，文化所有面相一概臣服於政治文化之下。這才是國家自喪生機的關鍵。關於極私統治哲學衍生出王朝自毀機制的討論，我們在下文中還要持續進行；因為這成為傳統中國兩千餘年統治的出發點，有必要給予最大的重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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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之最後，我要強調的是「乘數作用」。
在我個人的閱讀與思考中，我原先對統治階層這樣的自我清洗，並不感到特別注意。但後來發現，這絕對不能給予輕忽。統治階層中的功臣、能臣與忠臣若被清洗殆盡，則往往代表生民百姓將又有一番大劫難來臨。
我們以彭德懷大躍進時期被誣為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」、文革時期被誣為「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」為例；彭德懷等一干人被鬥爭下馬，代表著政策性糾左，質變成為政策性反右｜｜這是政策的大逆轉。
原來，毛澤東已經有意調整政策，要從政策偏左轉向中間；因為政策過度左傾，禍患已經隱約將現。後來為了鬥爭彭德懷，因此堅持反右；既然要堅持反右，所以政策竟比原來的左傾變得更左｜｜於是幾年後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終於被迫降臨。錯誤的極左政策，以餓死數千萬人結局。
也是說，大躍進推行一段時間之後，毛澤東已經發現必須加以糾正；但這時彭德懷上萬言書，批判大躍進政策，無意間戳到了毛澤東的痛處。這竟然促使毛澤東堅持左傾路線，並且還要更左。彭德懷等人當下就在廬山被慘烈批鬥。彭德懷等被慘鬥固然冤屈，仍可以不多加注意；畢竟那僅限於少數人等的個人遭遇。但事實，為了批鬥彭德懷以致政策從糾左逆轉為反右的大逆轉，跡象已在此顯露。彭德懷等人所反對的就是政策過分左傾；孰不料，毛澤東為打擊彭德懷等人，遂堅持更左，災禍終於降臨。不是數倍、數十倍或數萬倍；而是數百萬倍（註九）！
鬥垮岳飛、于謙、彭德懷等人是否合於正義、民心，或許可以不關心；因為那只是少數幾人的生死禍福，歷史豈能只是關心少數人？但問題出在於，垮了彭德懷，意味著政策持續左傾，甚至更左，幾年後餓死數千萬人，則一點也不能輕忽看待。遺憾的是，歷史中國一直輪迴著同樣的故事；本書也將一再反覆討論這點，這是本書的應有之義。
岳飛以「莫須有」冤死後，其實死的不只是岳飛一人，還代表北方人民必須淪於金人治下，長期接受異族統治；明太祖清洗功臣劉基、李長善、藍玉等人，牽連一起慘死的可能超過數十萬人。而殺了于謙，當時明朝雖沒有迫在眉睫的外患，卻壞了官僚階層的價值觀，誰還敢為國效力，這豈不閹割了所有官僚的忠貞？
所以，發生於統治階層的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，表面上看來只是幾人上、幾人下的問題，其實對廣大人民的影響，往往不僅直接，而且也可能非常廣泛而嚴重；我們不能簡單視之。我將這種狀況，視為一種乘數作用；意思是說一個能臣、忠臣被殺或被罷黜，表面上看來只是一人、數人受到冤屈。其實，必須透過乘數作用來檢視其後果；後果往往必須乘以百倍、千倍、萬倍，甚至數十萬倍。
尤其，這樣的高層鬥爭、清洗，其實在歷史上密集出現，並且可以建立其模式。最終，經過一再相互清洗與剝削、栽贓，王朝大概都逐步走向自我掏空││官不聊生使忠臣犧牲，百官噤口﹔民不聊生使基層渙散甚至起義造反││而自我毀滅。我所說的極私統治哲學所引發的「王朝自毀機制」，必須從這樣的角度，才能真正看出它的問題之所在。
我們再以清末戊戌政變、庚子事件為例。戊戌政變後有六君子命喪法場，庚子事件中有所謂「五忠」被殺；加上譴戍新疆的張蔭桓，前後共十二位中高階官僚被殺，與數十百人被貶官或罷黜。單看這十二人被犧牲了，與數十百人被貶或罷黜，似乎對清王朝沒什麼太大影響，因為數十百人僅佔官僚總數之極少數。但事實影響非常重大，簡直可以說是清王朝的喪鐘就在此刻響起。
因為，這代表清王朝政策走向有了大逆轉；正是這個政策大逆轉，引發義和團入京。而義和團入京才出現圍攻使館，由於圍攻使館而導致八國聯軍。由於八國聯軍才使得直隸一省殘破不堪，生民死亡、被掠慘重；而最後以賠鉅款、讓權利收拾。經此一擊，清朝已經走向滅亡而不可復回；還禍延民國甚至到今日華人對西洋的高度自卑。所以，這樣的禍害絕對不能小覷，必須透過乘數作用來觀察。
檀道濟一死，「魏人聞之，皆曰『道濟已死，吳子輩（指江南人）不足復憚』。自是頻歲南伐，有飲馬長江之志。文帝問殷景仁曰：『誰可繼道濟？』答曰：『道濟以累有戰功，故致威名，餘但未任耳。』帝曰：『不然，昔李廣在朝，匈奴不敢南望，後繼者復有幾人？』二十七年，魏軍至瓜步，文帝登石頭城望，甚有憂色。歎曰：『若道濟在，豈至此！』」（《南史˙卷十五》）或許劉宋國內應該還有能臣、忠臣，足以抵抗北方侵擾；但檀道濟父子、部將因功高致死、屍骨未寒，誰還願意拿自己、自己的家族，拿部將及其家族做賭注為王朝效命？這種價值觀的扭曲，又非乘數作用所能計算的了。
每個王朝都因極私統治哲學所引發的猜忌，而會、並且一直在收拾自己的殘命；並伴隨著生民百姓淪於流離失守、輾轉死溝壑的命運。歷史中國動輒減少人口總數之五成、六成，甚至更高達八、九成；這樣的人口數值的概略統計，我們在後文將做進一步探討。這裡只是概說其原因而已。
註釋：
註一：徐宏興，《夕陽殘照》，年輪，1998，p161。
註二：王定保著，《唐摭言˙述進士上篇》。《卷四》對此議題有更多說明，這裡暫且不論。
註三：《明史˙卷第一三九》：「帝（朱元璋）嘗覽《孟子》，至『草芥』『寇仇』語，謂：『非臣子所宜言』，議罷其配享。詔：『有諫者以大不敬論。』唐抗疏入諫曰：『臣爲孟軻死，死有餘榮。』時廷臣無不爲唐危。帝鑒其誠懇，不之罪。孟子配享亦旋復。然卒命儒臣修《孟子節文》云。」而「命儒臣修《孟子節文》云」，等於命令儒臣閹割儒家思想；這是何等的諷刺！
註四：韓非〈忠孝篇〉「臣事君，子事父，妻事夫，三者順則天下治，三者逆則天下亂，此天下之常道也，名王賢臣而弗易也。」傳統儒家「三綱」之說淵源在此，與古典儒家如孔、孟、荀子的主張顯然不同。
註五：檀道濟南朝劉宋大將。立功數朝，威名日重，左右心腹都是百戰之將，他的幾個兒子又多具才氣，引起了朝廷的猜忌。當時，宋文帝久病不癒，執掌朝政的彭城王劉義康及領軍將軍劉湛擔心文帝晏駕後，難以鉗制檀道濟，便向文帝屢進讒言，勸其儘早除掉檀道濟，以絕後患。元嘉十三年（436），檀道濟奉詔回京。臨行前，其妻向氏說：「夫高世之勳，道家所忌，今無事相召，禍其至矣。」而檀道濟坦然入京。適逢文帝病情好轉，臥榻召見，文帝慰勉鼓勵，讓他返闕議事，用心邊防。不料檀道濟剛要啟程，文帝病情加劇。劉湛勸劉義康不可放虎歸山，即假託王命，以收買人心、圖謀不就之名逮捕檀道濟，旋加殺害。同時被殺害的還有檀道濟的十一個兒子及薛彤、高進之等大將。臨刑前，檀道濟投幘於地，憤怒地喊道：「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！」（《宋史˙列傳第三》）
註六：我認為宋代新儒學（理學），其實只是復興了半套的孔孟儒學。這得留到討論宋代時再作說明。
註七：漢時定有算緡法，算緡是財産稅。緡是錢的計量單位，一千文爲一緡，也就是後來的一貫錢。漢時規定，資産在十緡以上的征財産稅；具體征法，讓民衆自行申報。算緡法公佈之後，武帝並沒有制定相應的措施，幼稚地認爲，只要多樹幾個典型，富豪就會把財産稅拱手送給國家。但其實不然，主動納稅者甚少。武帝十分惱火，就制定出告緡法，頒行天下。規定凡隱匿財産不申報和申報不實的，沒收其全部財産，並戍邊一年。所沒收的財産，則拿出一半，獎給告發人。此法一出，舉國回應。有僕告主的，亦有同行相告，鄰里相告，親朋相告，一時告發成風，數月之間，各郡國得「財物以億計，奴婢以千萬數˙˙˙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」（《史記˙卷第三十》）。
註八：玄宗天寶十四年（西元755年）人口達52,919,309人；歷經安史之亂後到肅宗廣德二年（西元764年）人口僅剩16,920,000人。唐朝稅入已經大不如前！
註九：三年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始終是個謎，有估計二千多萬人，也有估計四千多萬人；但中國始終未曾公佈相關的數字。
